从三国演义中可看出当时是个怎样的社会

日期:2019-01-30编辑作者:古代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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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三国鼎立,即魏、蜀、吴三分天下局面的形成,是离不开汉末历史这个大背景的。它源自东汉末年的分裂与动荡。因而,欲了解三国历史,首先要搞清东汉末年时期的社会状态,从中探寻由统一到分裂的历史原委。这也是我们能够更加全面、清晰地把握三国历史所做的必要事情。

  东汉王朝的开创者光武帝刘秀,依靠豪强地主建立了政权。豪强出现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从起因看,封建土地占有权的关系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相对不固定。买卖土地是合法的,两汉史籍中关于田产买卖之事例很多。譬如:《史记·萧相国世家》:“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同书《司马相如传》:“买田宅,为富人。”《汉书·贡禹传》:“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同书《张禹传》:“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后汉书·马防传》:“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同书《崔寔传》:“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又《资治通鉴·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吴)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

  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深入发展是土地兼并发生的根源,这也是进入封建社会所必然出现的产物。豪强在西汉武帝时期已经发展成为地主阶级中的新型地主,即豪强地主。随着土地兼并的逐渐盛行,各地方都出现了大小不一的豪强地主。他们占有大量私有田产,将土地假民耕种。从而将贫民和破产自耕农依附于土地之上,对其进行役使。譬如,《汉书·宁成传》:“贳貣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会赦,致产数千万。”又《后汉书·马援传》:“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

  土地兼并问题的严重化导致了土地的相对高度集中,演生出了田庄式的生产方式。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通常采用田庄式生产规模经营土地。田庄可以从事各种生产,具有较强的自给自足性。田庄的劳动者与田庄主形成了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不但要从事繁重的劳动生产,而且还要承担军事义务,成为豪强庄主的私人武装。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所载“顺阳习射,以备不虞”之语可知,田庄内的劳动者要定期进行军事训练。豪强地主的田庄筑有壁垒,并设有“兵弩器械”(语出《水经注·比水注》引《续汉书》)之类的武器装备。豪强地主拥有私人武装的初衷主要是为了进行防御和防备田庄中农民滋事反抗。在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情况下,还不至于对中央构成大的威胁。但这却为后来的割据动荡埋下了隐患。正如治秦汉史专家田余庆先生强调:“在特定条件下,豪强部曲也可以转化为政治上的割据势力,东汉末年就是如此。”(《秦汉魏晋史探微》,83页)

  光武帝刘秀得以豪强地主的支持帮助才建立了东汉政权,于是,开国大封功臣,与贵族王公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豪强集团。朝廷中的重要官职大都从这个集团中选取,皇室中的婚姻选取对象也基本在这个集团范围之内,这就使得豪强地主在政治上也享有很大的权利。由于东汉王朝的姑息纵容政策加上自身的发展,豪强势力在东汉中后期空前强大,乡民“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汉书·酷吏·严延年传》)可形容当时豪强盛强之状。中央集权大为削弱,逐渐发展成为东汉末年地方的割据势力。

  东汉中期以后,在中央形成了外戚、宦官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以及官僚士人集团的倾轧格局,政治日益腐败。其中尤以外戚和宦官之间的斗争为甚。外戚、宦官及官僚集团同是地主,都是剥削者,拥有大量田地,盘剥压迫广大劳动人民。其中就不乏权势强盛的豪强地主者。但是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虽然同为地主阶级,却分属于不同的阶层,或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利益。因而,统治阶级内部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在东汉王朝中期之后上升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和利益冲突的表现特征。田余庆先生在其《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对此也谈到了同样的观点:“为了争夺权力和财富,外戚、宦官和以世家大族为主体的官僚士大夫,三者之间又斗争又勾结,大闹了几十年。”(《秦汉魏晋史探微》,145~146页)

  外戚是包括皇帝母亲家族或妻子家族的人。在父系家庭中,为了显示尊卑与亲疏关系,便将父亲家族称为皇亲国戚,而将母亲(妻子)家族加以“外”字,称为外戚,以示区别。因为自父系家庭确立以来,父系家族的亲属是自己的家人,而母亲家族的亲属却不为同一家人。夫妻之间,妻子嫁丈夫后即为丈夫家人,而妻子原来的家族被排斥在家庭体系之外。也正是基于此,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解释说:“外戚二字,正是一个意义,就是指不是一家的亲属。”(《吕著三国史线页)

  宦官,原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至东汉光武帝之后,宦官就多指被阉割的人了。《后汉书·宦者列传》中载:“(光武)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由此可推断在此之前宦官并非一定就阉割的人。光武帝并在宫内设中常侍、中黄门、小黄门等职位,由宦官充任。掌管传达皇帝的口谕,阅览尚书上呈的奏折,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参政能力。

  外戚和宦官之间的斗争开始于汉章帝之后。汉章和二年(公元88年),汉章帝殂,10岁的和帝即位。从和帝起东汉中后期即位的皇帝大都年幼,尚不能临朝亲政,通常是由太后听政。太后依靠自己的家族父兄来协助,予其要职,操纵军政大权,他们便是外戚。和帝即位后就由“(窦)太后临朝,(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肃宗遗诏以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瑰并中常侍,于是兄弟皆在亲要之地。”(《后汉书·窦融传》)于是,外戚把持朝政的时期到来了。不过,当皇帝成年亲政时,握有至上皇权的外戚自然不肯交权,而皇帝又无足够的力量与其抗衡。这时,皇帝便依靠身边的宦官夺回政权。在外戚总揽大权的情况下,皇帝正是利用宦官的力量同外戚对抗,通过发动政变来取得统治权的。

  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据《资治通鉴·孝和皇帝下》记载,汉和帝同宦官郑众密谋“诏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发动政变。遣窦氏兄弟“宪、笃、景到国,皆迫令自杀”。同书载宦官郑众“迁大长秋”,帝“常与之议论政事,宦官用权自此始矣”(同上)。这样,皇帝所宠信的宦官便也得到了很大的权利。

  自此,以外戚与以宦官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双方互相明争暗斗,势力此消彼长,轮番执政。此时的皇帝根本无法左右朝政。《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汉灵帝甚至言“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的话。皇位传承频繁,两股政治势力的交锋日益激烈。就这样,外戚和宦官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在这一年里两股势力进行了最后一次交战。同年,汉灵帝卒,少帝刘辩即皇位。何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事。八月,宦官首先发难,中常侍张让、段珪“因诈以太后诏召进,入坐省阁”(《资治通鉴·孝灵皇帝下》),随之尚方监渠穆“拔剑斩(何)进于嘉德殿前”(同上)。最终的结果,借用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话讲:“罪孽深重的外戚和宦官一起消灭了”(《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151页)。但其同时又说:“东汉的朝廷实际上也消灭了。”(同上151页)

  官僚阶层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而士人即为封建时代读书做官之人。在未仕之前被称为士人,有时也作士大夫。士人作为一股后备力量是官僚阶层的基础。因而,只有保障士人群体的良好发展,才可能巩固官僚阶层,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光武帝刘秀深知其中的厉害关系,“特别提倡讲经论理,从儒生中选择统治人才”(《中国史纲要》,123页)。东汉,选举以察举、征辟为士人出仕的主要途径。察举制是指地方郡守每年按该郡内人口每20万人举孝廉一人的比例,荐举若干人到朝廷,经考试通过后分派官职。征辟制是指“三公”等俸二千石以上的官僚根据具体情况选招士人作为自己的幕僚掾属。

  察举、征辟制都是以儒家理论和道德规范来衡量士人入仕的标准。因而,欲入仕者必须是通晓儒家经学并被举荐为孝廉的士人。被察举、征辟的士人成为了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形成了强烈的依附关系。门生、故吏对举主、府主感恩戴德,“常怀知遇之感,因而有报恩和尽忠的道德上的义务”(马植杰《三国史》,6页),达到“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妄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徐干《中论·谴交》)的程度。更有甚者,故主死后,需以臣子、儿子的身份治丧服孝。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中载:“李恂为太守李鸿功曹,而州辟恂为从事。会鸿卒,恂不应州命,而送鸿丧归葬,持丧三年。”

  察举、征辟制的选官途径对于人才的选拔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察举制往往成为豪强权贵网罗党羽,培养心腹的有效手段。以“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后汉书·樊鯈传》)为依据,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所举门生发达后以报之。王符在《潜夫论·昌言》中道:“豪门世族,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其贤愚,贸易选举。”征辟制的实行使得官僚能够更加直接地结党营私。众多士人为了利禄,也主动地依附在官僚门下。清人赵翼谈到:“汉时长官得自置吏之制,而为所置者辄有君臣之分。”(《陔余丛考》)这样就容易形成多元化的君臣关系。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中对此也解释说:“因郡吏由太守自辟,故郡吏对太守,其名分亦自如君臣。”(《国史大纲》,176页)东汉中后期的这种多元化的忠君观念,势必将某些政治小团体之私利置于中央政府权益之上,这样便助长了地方权力的膨胀,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是不利的,也不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

  察举、征辟制的实行,使得东汉经学极为兴盛。经学即将儒家经典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由于入仕的条件必须是通晓经学的士人,因而促成了一批士大夫累世专攻经学的世家。这些士人通过经学入仕,进而成为累世公卿的豪家大族。为官之后,再由察举、征辟来广植门生故吏。长期以来,东汉中期以后便逐渐出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私人政治集团,甚至会形成有些名门世家门生故吏遍天下的政治团体。譬如,以世传孟氏《易》学著称的汝南袁氏,自袁安之后,四世之中居三公者达五人。有“袁氏数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后汉书·袁绍传》)之称。这样,官僚阶层自中央到地方都逐步强大起来,并在东汉后期从以外戚为代表的豪强地主中独立出来,在社会中成为一股特殊的新兴地主阶层。这个新兴阶层即为士族。马植杰先生的《三国史》中谓:“到东汉后期,士人阶层已不只是达官贵人的攀附者,而俨然成为一支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力量了。”(《三国史》,5~6页)

  事实上,关于此新兴地主阶层的衍生变化之情况极为复杂,研究该问题的工作已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简而言之,士族是从地主阶级内部官僚阶层逐步形成的世代读书做官的大族。士族地主本身就是大地主。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谈:“汉、魏主要的士大夫,其出身大抵为地方豪族。”(《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4页)在经济、政治、文化学术各方面均享有特权,亦称“世族”。关于这一新兴地主的称谓,历来说法不一。毛汉光先生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一书中所辑录士族的称谓就达二十余种。其中比较通用的说法有“世族”、“世家”、“门阀”、“阀阅”、“高门大族”等。他们拥有很大的财富和势力。以世代读书做官成为极其显贵之家,在政治上享有绝对权利。保障士族地主阶级政治利益的就是后来的“九品中正制”或“九品官人法”。寅恪先生言:“西晋的门选制度或者说九品中正制度,使世族贵戚子弟做官得到了保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21页)有了这一保障,士族地主就可以世代为官,进而垄断了整个官僚系统。魏晋时期的统治阶级代表就是士族地主,其政治制度为士族制度,也称门阀制度。笔者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新兴社会地主阶层在汉末与魏晋时期所呈现的状态是有着一定区别的,田余庆先生将此新兴阶层的发展过程“以汉魏之际作为分界线”(《东晋门阀政治》,287页),并在其前冠以“世家大族”称之,其后才正式称为“士族”。我们所探讨的只限于其初始阶段,即东汉三国时期。

  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的存在与发展对于汉末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处于这其中的三国时期便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三足鼎立之形成以及灭亡。关于这些问题和情况都是本书探讨的重点,在之后的章节中会相继解释、分析。

  在士族地主还没有发展形成之前,官僚士人阶层对于外戚豪强有一定得依附性。不仅由此官僚集团的力量不够强大,而且东汉自外戚专权之后,中央与地方的重要官职很大程度上是外戚及其亲属党徒充任的。故而暂时依附其下,受到外戚贵族阶层的压迫。不过,在此时面临着更重要的问题是宦官权力的日益膨胀之势。宦官一旦把持权柄之后,各自结成“群辈相党”(《后汉书·黄琼列传》),其党羽亲信更是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鱼肉人民。宦官单超等五人被称为“五侯”,《后汉书·宦者列传》载他们“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宦官苏康同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州郡累气”(《后汉书·党锢列传》)。宦官的盛行对于官僚士人阶层的关键性问题在于,阻碍了士人入仕的途径。各地“州郡牧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举愚”(《后汉书·宦者列传》)。丧失了仕途升迁之路,即意味着没有了利益,这是官僚士人所不可容忍的。宦官得势后的黑暗统治及统治政权的日渐腐败,使得对其更加的痛恨。

  官僚士人阶层同宦官的斗争始于公元121年。汉安帝联合宦官诛杀了外戚邓骘集团,并录用宦官党徒为官。大官僚杨震认为“白黑混淆,清浊同源”(《后汉书·杨震传》),开始了同宦官的斗争。他们主要通过社会舆论作为反抗的手段。东汉中期之后,官僚士人阶层中兴起了一股品评人物之风,称为“清议”。清议中的典型代表是“月旦评”。月旦评即汝南地区每月初一进行品评人物、论士谈学的活动。《后汉书·许劭传》载:“初,(许)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汝南的许劭、许靖兄弟以善品评人物著称,被誉为天下名士。月旦评褒贬当时人物,社会舆论力量非常大,甚至能够左右人士的仕途前景。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州郡中正》中语:“大约汉末名士互相品题,遂成风气,于是朝廷用人,率多采之。”之后,盛行一时的清议品评之风转为了公开抨击朝政,同宦官斗争的直接手段。汉安、顺帝为了笼络经学儒生,极大地扩充了太学。顺帝时,太学生(太学中的儒生,通常出身地主阶级,同是官僚体系中的后备力量)达到了三万余名。于是,就以太学生为清议中心,在官僚士大夫阶层中的耿直派、名士及私门学生的支持下,展开对宦官及其势力的激烈争斗。

  双方斗争集中表现在两次“党锢”事件。所谓党锢即为宦官对同自己斗争的官僚士人阶层中认为党人而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不得再为官。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被誉为“天下楷模”的司隶校尉李膺杀宦官张让之弟张朔。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后汉书·李膺传》)。之后李膺又处死宦官党羽张成。这使得宦官集团大为激怒。他们以“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后汉书·党锢列传》的罪名诬告李膺,并怂恿汉桓帝下令逮捕“党人”。同年,桓帝将以名士李膺、范滂为首的二百余名党人,下狱治罪。次年,赦党人归家。但禁锢终身,不得做官。是为第一次“党锢”事件。

  官僚士大夫及众多太学生与宦官集团的矛盾更为激化。此时外戚同宦官的较量,外戚方面已处于劣势,势力开始削弱。官僚士人阶层的实力逐渐得以发展并开始从外戚豪强中独立出来。为了增强声势,被认为是名士、正直的士大夫,分别冠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的美称,作为模范榜样。这样,对宦官的斗争空前高涨。汉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桓帝卒,汉灵帝即位。次年,窦太后临朝,其父大将军外戚窦武同官僚士大夫领袖“不畏强御”的太傅陈蕃共掌朝政。外戚为了增强实力,重新任用被禁锢的李膺、杜密等名士。他们共同谋划铲除宦官。因计划泄露,导致失败,宦官杀害了窦武、陈蕃。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山阳督邮张俭告发宦官侯览,并将其财产没收充公。侯览闻后大怒,诬告张俭等“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资治通鉴·孝灵皇帝上之上》)。朝廷下令捕杀李膺、范滂等百余人,先后下狱致死。被牵连者“亦罹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同上)是为第二次“党锢”事件。

  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和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宦官又迫使皇帝两次禁锢官僚党人的门生、故吏及太学生。这两次党锢事件一直持续到黄巾起义爆发后,被锢党人才获释。

  之后,官僚士人阶层同宦官集团的斗争仍然在进行着。宦官集团采取了一些不利于官僚士大夫发展的打压政策。但是随着东汉王朝的极度衰弱和腐败,这个表面庞大的王朝实际正在迅速的走向灭亡。对于统治权力的斗争,显得并不那么强烈了。在同宦官的斗争过程之中,主体是相对忠于王朝的耿直派官僚士人及太学生,而并非包含所有的力量。官僚士大夫中有的人或采取观望态度,或进行明哲保身。更有为了仕途前程,迎合世局,主动依附于宦官集团者。因而,斗争的最终结果并没有对官僚士人阶层造成重大的创伤,实力反而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了士族豪强地主。而宦官集团面临着的是外戚同官僚阶层的联合攻击。势力原本有限的宦官集团,虽曾盛极一时,但距离淡出历史舞台也为时不远了。在外戚同宦官进行的最后一次较量中,已成鹬蚌之势的双方,只好让新兴士族来作渔翁了。

  外戚、宦官两大集团附带官僚士人阶层斗争的时代伴随着外戚、宦官的同归于尽而宣告结束。显而易见,在朝廷中能控制中央的就只有新兴士族地主了。士族上起大名士,下至太学生,势力范围大大扩大。于是,他们顺理成章的成为王朝实际统治者。然而,这时的东汉王朝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了。新兴士族地主得到的不过是一个残废的国家机器。

  长达百余年之久的外戚、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虽然完结,但察视此时的国家,却是朝纲腐败、法令颓废、经济萧条、灾害频发、民族危机加重、百姓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大为激化的惨象。这百余年的历史可称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外戚、宦官的残酷统治及其肆意剥削、压榨广大农民,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社会发展严重滞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斗争虽然是导致东汉王朝走向衰败的主要因素,但却不能把责任完全推托于他们身上。外戚和宦官能够长期把持朝政,不是偶然的。实际上,东汉朝廷在这一时期产生了适宜外戚和宦官势力滋长的土壤。当然,这其中有一些不可改变的经济因素,但也不乏人为方面的原因。东汉朝廷在开国之初实施的某些政策、制度,由于处理欠妥,为后来的王朝覆灭埋下了伏笔。

  不过无论怎样,这些诸多问题的最大受害者无疑还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腐败的王朝统治加之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给农民增添了无尽的苦难。导致许多自耕农纷纷破产,四处流亡,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汉安帝自己曾言:“百姓饥荒,更相啖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悲惨现象,阶级矛盾大为激化。为了求生,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竖起义旗,发动起义,旨在推翻那个压迫人民的腐败政府。

  自汉安帝时,各地逐渐爆发各类起义。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海贼张伯路等寇滨海久郡,杀二千石”(《资治通鉴·汉安皇帝上》)。此后至汉灵帝80余年的时间中,各地发动的农民起义总计多达百余次。当时,在农民起义的队伍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小民发如韭,翦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太平御览》卷九七六引崔寔《政论》)民谣充分显示了广大受剥削农民反抗的决心和高昂的情绪。农民起义的热潮一浪高于一浪,但这些大小规模不一的起义都在不同程度上被了,并没有触动大汉王朝的江山。然而,汉王朝统治的危机却愈演愈重,广大农民的生活陷于崩溃的边缘。终于,经过一番酝酿,在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平地一声雷,各路黄巾军蜂拥而起,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即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军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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