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往事:隐藏在北京公交站名背后的历史故事

日期:2018-12-19编辑作者:古代军事

  公交车作为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然而,您可曾留意过公交站牌?历经岁月的沧桑,如今很多老地名已经消逝,但其名称却定格在了公交站牌上,比如沙滩、米市大街、榄杆市、祖家街、铁辘轳把……一座座老站牌,成为老北京的一个个地标,让镌刻在老站名上的历史与文化传承至今;一座座老站牌,昂首挺立在北京的街头,就像一部部历史书,有待我们去阅读

  在北京地图上,孛罗营并不难找。您先找到东五环路,再找到它与京沈高速公路相交的五方桥。桥的西南方向,就是孛罗营村,属王四营乡管辖。

  孛罗营长期不通公交。今年5月底,30路、34路延长到这里;这次,又开通了从孛罗营到劲松桥东的535路,大北窑东到半壁店的11路也延长到此,大大方便了村民出行。

  有趣的是,“孛”字的读音曾引起争议。有网友认为,公交车的电子报站读作bó是错误的,应读bèi,因为《新华字典》只收这个读音。也有网友指出,《现代汉语词典》收了“孛”字bó、bèi两音,但是,我在当地听到村民是用近郊方言读为“bō”,故普通话中读为bó更合理。这个字的读音还是要结合地名来历进行分析。

  一般的方志上这样解释村名的来历:成吉思汗南下中原,命大将军孛罗率部驻扎于此,故名。我问了懂蒙语的朋友,他认为“孛罗”很可能是“Boro”的音译(因为我不懂蒙语,只能用拉丁字母模拟发音);元朝经常以“孛”字对译“Bo”这个音节,如帝王姓氏“Borzigin”译为孛儿只斤。看来,孛罗营的“孛”字确实应读bó。可是,这位神秘的孛罗又是何许人也?方志中所述有限,我在《元史》找了半天,觉得最可能的便是孛鲁。孛鲁(1197年-1228年),也可译作博罗、孛罗,是成吉思汗十大功臣之一木华黎的长子,骁勇善战,善骑射。

  1227年,率军攻占金国多处要地,“师还,至燕,猎于昌平,民持牛酒以献,却之。”看来孛鲁到过现在的北京,还曾命“千户按札统大军驻河北,备金。”但资料奇缺,只能找到这么一点蛛丝马迹,不足以证明他就是使“孛罗营”得名的人。我向村民请教这个问题,大家也说不上来。

  据方志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初,孛罗营还有900亩耕地,村民多以种植业为主,少部分到焦化厂工作。然而,我根本没看见农田。一位老大爷说,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去城区工作,外来人员则以粮油批发、汽修、五金为业。

  我离开总站,沿小路向北,走到第一个路口,右转前行,在路北发现了京朝车辆管理所的新址。车管所刚刚由通州区小潞邑村搬迁至此,据说新址在前两天已开始对外办公。

  王四营桥位于京沈高速路与高碑店路相交处。535路过此桥,便向西行驶,走一段京沈高速公路,经北京工业大学南门、松榆北路西口等站,到达终点站劲松桥东。作为一个站点,“王四营桥南”并不出名,其实“王四营”三字是有历史渊源的。

  明初,燕王朱棣以北京为根据地,发动“靖难之役”,反对建文帝朱允炆。据说,当时从齐化门外(今朝阳门外)到马驹桥一带,有72个军营,其中一村为第四营,守备姓王,故而得名“王四营(村)”。改革开放后,以王四营村为中心成立了乡政府,管辖王四营、官庄、观音堂、道口、南花园等村,乡名也叫“王四营”。

  从桥南走到桥北,路东是古塔公园,保留着朝阳区唯一完好的古塔——十方诸佛宝塔。虽然535路并不经过此地,但是王四营桥南站离它不远。十方诸佛宝塔坐北朝南,为八角九级密檐楼阁式砖结构,塔高30米,塔座高2米,因塔前原有延寿寺,又被称为“延寿寺塔”。塔、寺均为明朝所建,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经延寿寺住持翠峰禅师重修。清末,古刹延寿寺被八国联军焚毁,古塔外部虽遭破坏,但保存至今。

  1989年3月区政府拨款重修,基本恢复原貌。但是,因为位于近郊,古塔还是缺乏日常的保护。2005年9月12日,我在《北京青年报》读到一篇报道——《“十方诸佛宝塔”遭涂鸦》,可能是这篇报道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古塔得到了合理的保护。2008年4月,全新的古塔公园成为北京市首批免费对外开放的郊野公园之一。5月初,笔者曾经到公园访古,只见翠色欲滴,古塔巍然。很多方志记载中已经“卧地”多年的两块石碑,也被一前一后立在古塔旁边,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536路从总站左家庄出发,经过新源南路西口、燕莎桥北、三元桥、曙光里等站,走新修的四元西桥,进入望京地区,停靠的第一站便是“阜通东大街西口”。

  阜通东大街是一条东北——西南向的斜路。这“阜通”二字看上去比较怪,其实大有来历。536路从曙光里开进望京的途中,曾经跨过了一条河——坝河。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至元十六年(1279年),为了方便向大都(今北京)运粮,在城市的东北方向开通了一条运河,元世祖命名为“阜通河”,因水利学家郭守敬在此河上修建了七座水坝,故而此河在民间俗称为“坝河”。现在的西坝河、东坝河、东坝等地名,正是受其影响。兴建望京小区时,规划部门又以坝河的原名“阜通”命名新建的道路。

  阜通东大街修好后,西南端止于四环路。去年,我经过此地,发现多了一座跨越四环的立交桥。回家,我在地图上找到了曙光西路——阜通东大街如果向西南延伸,跨过坝河,便可与此路对接。今年上半年,我在市政府网站上看到了阜通东大街西延的信息,正与我的猜测相同。

  8月8日,西延段正式通车。但是,9月初我徒步考察时,发现曙光西路还有一段没修好。现在,536路双向的路线不同:从左家庄开往望京北路东口时,是从三元西桥右转,沿曙光西路、阜通东大街西延段驶上四元西桥,进入望京;反向行驶时,过四元西桥、阜通东大街西延段后,由于道路狭窄,只能左转弯上小路,再右转弯上京顺路。但愿曙光西路早日修好,可以发挥阜通东大街双向进出望京的作用。

  “花家地”是什么意思?我翻了一些方志,一无所获。1993年版《朝阳区行政区划图》,以“村庄”的图示标注此地,当时属于将台乡。但我在当时的朝阳方志上没查到此地,遂请教将台乡的原住居民,他们肯定地说,此地原是一片农田,种着不少花椒,因此被称为“花椒地”。1988年初,花椒地上建起了住宅小区,取谐音命名为“花家地”。

  536路过花家地南里后,经望京医院、阜通东大街东口、望京东园等站,到达终点望京北路东口。其中,国风北京、融科橄榄城两站解决了当地不通公交的问题,为当地人的公交出行提供了便利,而且可与538路换乘。

  体验了536路,让我们一起探访538路沿线路东端的起点。孙河是个古村,紧邻温榆河。辽太平六年(1026年)称为“孙侯屯”,元延祐三年(1316年)改称“孙侯店”,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恢复原名。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始称“孙河村”。看来,从“孙侯”到“孙河”,应该是语音的讹变。清《宸垣志略》就认为:“今其地名孙河屯,或孙侯村之转音也。”不过,也有人说,温榆河流经孙侯的一段叫“孙侯河”,后来简称孙河,村名也随河名而变。在笔者看来,这种推测过于复杂,而且缺乏史料佐证。有些现代方志中转引《水经注》中对孙侯河的记载,但我特意查了原著,并未发现相关文字。“孙侯(河)”到底因何得名,暂且存疑。

  现在,望京地区可谓大名鼎鼎,高楼林立,商业繁荣。不过,历史上真正的“望京”,却是京顺路西边的这个村子。清《宸垣识略》记载:“望京馆在城东北五十四孙侯村,辽建,为南北使臣宿息饮饯之所。”(孙侯即孙河)但是,从地图上看,孙河与望京村相距好几公里;这个村子又怎么会用了使馆的名字,成为了“望京村”呢?笔者没有查到证据。《宸垣识略》:“望京村墩台在东直门外,明景泰间筑。”

  1449年,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于谦等大臣拥立朱祁钰称帝。为了防范强敌,于谦建议“用四面离城一、二十里或三十里筑立墩台,以便瞭望”。景泰元年(1450年)七月筑成了东直门外望京村墩台(以上参见《明实录类纂》北京史料卷)。可见,建墩台之前已经有了望京村;可“望京”二字为什么会从孙河跑到了这个地方?可能还需要考证吧!

  上世纪末编的方志,提到村南的土阜,传说是墩台遗址——现在却找不到了,听人说已经推平了。古老的望京馆、望京墩均已不存,却留下了“望京”之名,由现代化社区发扬光大。

  538路从孙河东站开往望京村的途中,要停靠北皋站;过了望京村,经大山桥东进入望京地区,有南湖南路站。之所以把这两个看上去毫无关系的站名放在一起,是因为它们都因北小河而得名。

  北小河源于大屯西部,自西向东流过望京地区,在环形铁路东侧折向东南,于东坝乡三岔河村西部汇入坝河。北皋的“皋”字,意思是水边的高地——村子正是因为位于北小河北岸的高地而得名。相应地,南岸的村子被称为南皋,因为附近有中国电影,知名度比北皋高一点。

  北小河两岸有一些低洼之地,每逢雨季便形成湖泊沟渠,称为“湖渠”。元代时形成村落,延祐三年(1316年)时名为湖渠村。后来分成两村,北小河北岸为北湖渠村——现在仍是农村,属于来广营乡。南岸为南湖渠村,兴建望京小区时被拆除,只有“南湖”二字被地名保留。701路总站曾名为“南湖渠”,在规范站名时改为“大西洋新城南门”,盖因村落早已不存,以之作站名不妥。

  顺便提一下,望京一带还有个东湖,是东湖渠村的简称(显然也因地理位置得名)。此村位于望京花园西侧、北小河公园东侧,曾是“城中村”。近两年,成立了东湖街道办事处筹备处,城市化明显。此外,望京还有两条路的名字与北小河有关:河荫中路、溪阳中路。在古汉语中“阳”是山之南、水之北,“阴”则反之。规划部门将北小河北侧的路命名为“溪阳中路”,南侧的路命名为“河荫中路”(可能是觉“阴”字不雅,加了草字头),也颇有传统文化的底蕴。

  538路离开南湖南路后,沿湖光中街向西,从跨越京承高速公路的立交桥上驶出望京地区,向西经小营西路、北苑路大屯、慧忠里等站,到达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北辰东路公交场站。

  体验了三条新线路,最后大家一起来感受539路沿线路从巴沟村出发后,沿万柳中路向南,右转弯上长春桥路,前行不远便到了长春桥。记得2004年秋天,我第一次路过此地,只见碧水蓝天,视野开阔,顿觉心情舒畅。桥上向南望,可见昆玉河与长河交汇处。河边的蓝靛厂南路经过修整,今年2月1日正式通车,河东侧由南向北单向行驶,河西侧则由北向南。两岸风景清丽,是“昆玉河水景观走廊”的一部分。

  长春桥与火器营有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于长河西岸新建营房,作为全新的教场,是为“外火器营”。为了方便过河,建造此桥。乾隆帝《麦庄桥记》写道,玉泉“折而南经长春、麦庄二桥”(麦庄桥后世改称麦钟桥,公交360路、437路、481路有此站)。1966年修京密引水渠,将石桥改为钢筋水泥结构。现在的长春桥,随着远大路、长春桥路、蓝靛厂南路的修建,已经成为了现代化的立交桥。既有车水马龙,又有碧波荡漾,构成独特的风景线路:中坞站、北坞村站

  539路从长春桥向东,经蓝靛厂中路、四海桥、北营门等站,可到中坞、北坞村。

  这两个地名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的水灾有关。因为灾情严重,王朝派船沿村东的金河救灾,两年后才撤走。集中停船的地方,附近有三个村落,从北向南被称为北坞、中坞、南坞。但事实上,北坞村在金代就已成村,原名“瓦窑头”。当时兴建大成护圣寺(后改名金山寺),在此烧砖瓦而成村。到了明朝,“北坞”之称取代了旧名,沈榜的《宛署杂记》便记为“北坞村”。

  我听过一个“民间版”的地名来历:传说,明初刘伯温修北京城,用水很多,却没给龙王好处;龙王不悦,和龙王奶奶化作老头、老太太,推着水车出了城,把北京的水都运走了。闻讯后,高亮自告奋勇去追,刘伯温告诉他扎漏水桶即可,但千万不要回头看。高亮出发,发现了车轱辘印(今车道沟)向前追,听人说老太太在路边缠脚(缠脚湾),继续向前,先后两次被泥水挡道(南误、中误,后来“误”讹为“坞”),终于在玉泉山脚下追上他们,扎漏了一个水桶,再扎另一桶时被龙王遮住(北误,后来“误”讹为“坞”)。由于水势汹涌,高亮一口气跑到城下,但他忘了刘伯温的叮嘱,下意识一回头,被身后的波涛吞没。此时,北京城里的河湖、水井,立刻有了水,城外还出现了长河。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在长河上修了石制的“高亮桥”(今高梁桥路一带)。这是一个感人的传说,不过不能作为北坞村得名的依据。

  北坞村以前不通公交,村民只能到闵庄路上坐车。2006年9月,开通了469路;现在,又开通了539路,村民出行多了一种选择。

  和颐和园其他几个门相比,西门的知名度要小得多,非常清静。西宫门外,路北有玉东公园,和前文提到的古塔公园一样,也是今年4月免费开放的郊野公园。走进公园,路旁种着很多银杏、杜仲,远处天宇澄明,群山起伏,秀美与雄壮兼备。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里没什么娱乐设施,有点没劲,可是,郊野公园,享受的就是自然风光嘛!

  准备返回时,我在公交总站旁边发现了一条小河沟。回家查资料才知道,这就是金河——明朝为北坞治水的船不就停在金河吗?虽然现在很窄,倒也能想见当年的风采。

  在北河沿大街与五四大街相交的十字路口,其西侧、北侧和南侧共有8座公交车站点,分别是沙滩路口西、沙滩路口北和沙滩路口南。似乎这个十字路口便是“沙滩”。其实,“沙滩”真正的位置在这个路口的西边,即今天的银闸胡同北口到北池子北口之间的一片区域。据传,这里有古河道留下的沙滩,北京建城时这里流沙不止,故名“沙滩”。而且,此沙滩根据北京人发音的习惯,要加个“儿”音,称“沙滩儿”。如今公交站牌上的沙滩,似有以讹传讹之嫌。

  1965年,从美术馆东街到北池子北口这段东西走向的街道更名为五四大街,原来的沙滩同时被融入到五四大街中。因此,公交站牌上的沙滩实际上已名不副实。

  沙滩儿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原北京大学“红楼”在此的缘故。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建于1898年,位于原沙滩后街北侧中段。此处明代时为御马监、马神祠,清朝时为乾隆皇帝的女儿和嘉公主的府邸,清末闲置,用于开办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新政”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变法维新的内容之一就是废科举、办学校。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梁启超亲自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此后,学校向东扩展,买下了松公府作为校园的一部分。

  松公府原为清乾隆时一等忠勇公傅恒的府邸。作为一位重臣,傅恒很受乾隆皇帝赏识,所以赐宅于皇城之内。有记载,此宅是京城第一大府邸。光绪时,由其孙松椿承袭爵位入住,后称松公府。其南墙外为清朝内务府所属汉花园大街,即后来的五四大街。1916年在松公府南端靠近汉花园大街处兴建北京大学教学大楼,地下一层、地上四层。因为主要部分墙体为红砖砌就,所以人们称之为“红楼”。1918年红楼工程竣工,为北京大学一院,即文学院。红楼从这一刻走进了历史,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揭开了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主张各种思想“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民主,积极寻求引领时代之先的新派人物进北大做教授。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于是把《新青年》杂志也带到了北京,鲁迅的《狂人日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等,都曾刊发于《新青年》杂志上。蔡元培还聘请了留日归国的李大钊为图书馆馆长、留美归来的胡适为教授,聘请了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为讲师,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传播中国革命的火种,形成了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进步团体和进步刊物大量涌现,红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营垒。

  1918年8月,在老师杨昌济的帮助下,到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做助理员,具体工作是在新闻纸阅览室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每月领取8块银元薪金。他曾跟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研究会,想借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

  北大教授白化文在《从沙滩到未名湖》中曾写道:沙滩红楼离我家也不过百米。这一带可就形成了极具文化特色——特别是沙滩特色的地区,就拿乞丐来说,叫声也特别,不喊“升官发财”老一套。见了男生就喊:“您行行好吧,您准能当校长!”言下有蔡校长、胡校长的影子在。对女生则喊:“小姐行行好吧,您准能坐大火轮留洋!”校门口卖豆腐脑的也有老北大书卷气,常对我们小青年灌输:“老年间儿,我爸摆摊儿那会子,鲁迅跟给他拉洋车的肩并肩坐在咱这摊子上,一起吃喝,吃完了,您猜怎么着,鲁迅进红楼上课,拉洋车的叫我爸给他看着车,也进去听课去啦。蔡校长的主意:敞开校门,谁爱听就听,不爱听拍拍屁股走人,谁也管不着谁,那才叫民主,那才叫自由哪!

  沙滩,成为老北大永恒的风景;红楼,因为孕育了五四爱国运动,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建在原北京大学红楼旧址上的这个纪念馆,2002年4月开馆。展览有《新时代的先声——新文化运动陈列》、《蔡元培与北大红楼》、《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等。在红楼一层还有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的办公室、工作过的新闻纸阅览室、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的学生大教室等。1919年5月4日,学生们示威游行时高举的北大校旗、横幅等,现也陈列在红楼一层东部新潮社址的房间内。

  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5月4日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中国著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曾赴英国海军学校留过学的严复,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粉碎了国人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幻想。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院校3000多人聚集在前,,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北京学生率先举行的抗议行动,很快发展成社会各界广泛参加的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为了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光荣的革命传统,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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