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超:科学社会学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日期:2019-05-30编辑作者:古代军事

  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是科学史研究中的常规话题。这个话题可以演绎出科学自由与政治民主的关系问题。“像其他的社会活动一样,科学的自主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科学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绝对不受社会中其他因素(当然,包括政治因素)的一定控制。科学的自由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自我控制之特殊形式的问题。”[①]如果非要给这类探讨学术(换言之“科学”)与政治(也可以代之“国家”、“政府”、“政党”等概念)之间关系的研究加一个名号的话,不妨称之为科学社会学。起初,科学政治学关注的话题聚焦在资源分配、行政分配、技术课题等领域。[②]如今,大到国际政治、政权更迭,小到科技政策、政府财政预算中科研经费的分配等,这些政治因素对学术的发展都有着极为关键性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从萌芽到壮大的全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受到来自政治的刺激或羁绊。当然,这一学科也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中。无论是科研课题设置、科研机构的设立,还是学科体系的调整,甚至具体到某种刊物的创办、某篇论文的发表,都可以或隐或现地看到政治的身影。

  作为历史地理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正是解读学术(史学)与政治关系的标准范本。本文钩沉索隐,系统梳理以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为核心的历史地图编绘事业的来龙去脉,彰显学术与政治之复杂关系,由此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做出新的解读。

  建国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统治地位。即便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深知历史地图在史学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所以,还在1948年在香港时,史学界“马列五老”之一翦伯赞就“准备编一部《中国历史地图》和一部《中西历史对照年表》”[③],因此托冯玉祥代购世界史或欧洲史的历史地图。

  始终忙于政治活动的翦伯赞,似乎没有余暇编纂中国历史地图,这个历史重任后来就交给了谭其骧,而翦伯赞则成了挂名委员。谭其骧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前身是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改绘,它连同标点《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标点“二十四史”一起被视为新中国成立后钦点的“三大史学工程”[④]。中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负责人也认为:“解放以后,我国史学界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有成绩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谭其骧同志和其他同志领导下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⑤]没有最高领导人的读历史和用地图喜好,也就不会有起始于1954年的“杨图”改绘工作。没有高层领导的支持和肯定,《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理论价值和社会影响也不会得到如此程度的彰显。

  当然,政治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垂青是一把双刃剑。《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制之所以延续了三十余年,恰在于它不是一项“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的纯粹学术事业。在波谲云诡的政治局势中,以谭其骧为首的一拨学人无法左右图集的发展方向,甚至一度搁浅。

  在中共高层领导中,的读史偏好是最为显著的。有着“中共中央一支笔”之誉的对的历史学偏好了解尤其深刻。他认为:“同志对历史学的兴趣,更是大家都知道的。……建国以来,很多重要的历史研究、历史著作的编纂和历史典籍的整理,都是在他的推动下开始的。”[⑥]《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创始,既源于的读史偏好,又与其对地图的重视有关系。

  对史籍的阅读有所选择,尤其关注《资治通鉴》。如李锐所言,“我们确切地知道,毛对《资治通鉴》的兴趣终身不衰,直到晚年还常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览》、《通鉴纪事本末》这一类书籍,遇到他以为重要的内容,还送给他最亲密的同事去看。”[⑦]当然,“地图,尤其是地理沿革图,是读历史时所不能少的辅助品。”[⑧]《资治通鉴》记载了连篇累牍的军国大事,但这些事件的发生无一不和地名联系在一起。读《资治通鉴》,也会遇到使用地理沿革图的问题。而对地图的使用,又是读书和工作中的另一个习惯。早在1915年,年轻的在致萧子升信中表达了他对历史与地理的偏爱:

  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⑨]

  对地理的关注,是自幼养成的习惯。曾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图书馆墙上悬挂的《世界坤舆大地图》对于阅读报纸很有便利,于是,他“有时把地图带到阅报室,看看报纸,又看看地图”。联系地图来读报,后来也成了他的习惯。

  在战争年代,行军打仗,制定战略,更是离不开地图。例如,1947年就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准备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营长以上每人发鄂、豫、皖三省有县境的明细地图一份,油印的亦好,如能每连发一份更好,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⑩]1949年2月,专门为中共起草电文,指出:

  关于地理常识的教育极为重要。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制印长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简明地图一张,图上有大的河流、山脉,有省界,有大城市及中等城市的名称。在省名及大城市名的旁边注明该省该市的人口总数。在各野战军自己担任占领和工作的区域内,标注重要县镇的名称。图幅不要太大,以纵横一公尺左右为适宜。除发给营部以上各级机关每处一张外,如能每个连队有一张,使一切识字的连排长及战士都能阅看,则极为有益。我们认为,此种地图常识的教育,将使指战员们增加勇气和对于任务的明确性。望酌量办理为要。[11]

  当然,在军事斗争中所说的地图肯定是指当代地图。但在读史时所需的则是历史地图。据载党史专家逄先知说,在的藏书室内“各种辞书和地图等工具书是相当齐全的。他使用最多的是《辞海》、《辞源》、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和中国历史地图。”[12]不过,逄先知关于指示改编“杨图”的原委,则来自于谭其骧怀念吴晗的文章,并非其亲历的“我见我闻”。事实上,谭其骧从吴晗处听来的,也只是来自吴晗的“一面之词”,没有佐证。至少有一点,在编纂考究,巨细无遗的年谱中,我们找不到委托吴晗改变“杨图”的记载。在此,我们不敢怀疑吴晗假传“圣旨”,但了解其中来龙去脉,则无疑是必要的。

  虽然在改绘“杨图”工作之初,范文澜与吴晗共同承担领导工作,甚至在委员会中范文澜排名还在吴晗之前。但吴晗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发挥的全局领导作用却是最大的,用主编谭其骧的话说就是:

  吴晗同志是(“杨图”)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我是编绘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我们之间是相互信任的。我相信没有他的认真负责主持其事,这么多的单位这么多的人(其中包括好几位学术界的知名之士),是组织不到一起来齐心协力,花这么多时间干这件很艰巨的工作的。每次开会,多数由他亲自主持,尽心尽力协调各单位之间的意见分歧,尽可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障碍和困难;会后还往往要由他掏腰包请与会人员吃一顿。[13]

  后来参与到“杨图”改绘工作中的大队人马,来自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民族所、近代史所)、中央民族学院、南京大学、云南大学,而制图单位则来自地图出版社、武汉测绘学院、国家测绘总局。显然,领导这些来自隶属关系不同的人员和单位,是对吴晗行政能力的严峻考验。可是,吴晗的官方角色是什么呢?他是否有足够的权力和影响力去调配这些本属于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管辖的单位和人员呢?

  我们首先看建国后吴晗的履历。1949年后,吴晗长期任北京市副市长,主管文教卫生工作,可以说,这是他的本职工作。此后,吴晗又当选为全国青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但这些都是兼职而非本职。在学术领域,吴晗曾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可以说,吴晗最有影响力的领域,是北京市的文教卫生工作。除此而外,都不是他可以自由施展行政权力的空间。

  吴晗之所以能承担直接交办的事务,首先源于来自中共高层的信任。早在执教西南联大期间,虽然还不是中共党员,吴晗通过华岗与中共建立密切联系。当时,这位红色教授被右翼势力称为“吴晗诺夫”,与号称“闻一多夫”的闻一多教授齐名,[14]甚至被冠以“狮子”、“老虎”的外号。[15]正是因为与党接近并为党所信赖,北平解放后,吴晗才能以军管会副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务。

  毫无疑问,吴晗在当时是党在史学界内可以依赖的人。在《吴晗传》的作者眼中,吴晗似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史学领导者,如其所言:“在吴晗支持下,成立了标点《资治通鉴》工作小组,……。在《资治通鉴》标点工作结束之后,吴晗又主持标点前四史的工作,……。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吴晗还主持了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改绘工作。”[16]除此以外,周恩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委托吴晗考虑纂修清史规划,但等到1965年中宣部组成七人清史编纂委员会,却找不到吴晗的身影,原因何在?想想以批判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导火索的“文革”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你也就知道此时吴晗在政治上是否还值得中共高层信赖。

  可以说,吴晗这位北京市副市长,如果没有的“钦点”,只能在北京市范围内发动中学教师集体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17],不可能调配全国的专家学者标点史籍,改绘舆图。吴晗可以在北京师范学院、北京电大等市属院校的设置上发挥重要作用,但他插手不到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本属于高等教育部的“地盘”。吴晗虽然荣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但我们似乎更应该把这视为荣誉衔,吴晗还不至于靠这个名号去干涉中国科学院,更何况哲学社会科学部在1960年彻底划归中宣部直接领导。有人曾说吴晗“先生亦并非以史学家身份,而主要以文化官身份在组织且实施有关钦定性史学工程。”[18]这个评价并不准确,如果吴晗果真具备“文化官”的身份,去主持“钦定性史学工程”则是恰如其分的,事实上,吴晗只是一个具有史学家身份的“地方官”,他来主持调动全国各方资源的史学工程,凭借的就是来自的“尚方宝剑”,毕竟委托干的事情,就是最巨大、最光荣的政治任务。

  那么,吴晗究竟如何接受的委托,负责主持标点《通鉴》、二十四史及改绘“杨图”呢?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是这样说的:

  据谭其骧回忆,一九五四年冬,有一天和吴晗谈起标点《资治通鉴》的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谭其骧说,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般只画出一个朝代的几个大行政区划,绝大多数历史地名在图上查不到。这种图只能适应中小学教学的需要,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要求。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史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符合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议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予以改造,绘制出版。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19]

  这段根据谭其骧《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怀念吴晗同志》一文整理而来的文字,颇有可商之处。

  其一,何时与吴晗谈?与吴晗谈及标点《资治通鉴》诸事,是在1954年9月15日至28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上引文说是在“一九五四年冬”,这是误读了谭其骧文的意思。谭其骧说“1954年冬有一天,复旦的陈望道校长突然亲自来到我的宿舍里看我。坐下谈话,才知道高等教育部下令借调我去北京编绘历史地图,为期一年,要我一过春节就去报到。”[20]至于何时与吴晗谈起此事,谭其骧也只是含糊地说“有一天”而已。还有人说“在20世纪60年代初,吴晗受之命,主持将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改编为《中国历史地图集》”[21],这显然把吴晗受命改编“杨图”的时间拉后了。这句话的另一个错误就是,吴晗主持编政之时,只是改绘重编“杨图”,并未定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因为关于改绘“杨图”工作缘起的时间误传颇多,故解释如上。

  其二,“谭其骧说,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云云,这些都是与吴晗的谈话内容,当时谭其骧并不在场,也不知情。他知道这些,应该是日后从吴晗处得知。吴晗虽然不是历史地理专家,但他能“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史舆地图》”,因为这是史学常识,能品评“杨图”得失也不足为奇。作为颇具功力的史学家,吴晗知道学习历史“不懂得使用《辞源》、历史人名辞典、历史地名辞典、历史地图、历史年表和历史目录学,在研究历史科学的康庄大道上,也还是寸步难行的。”[22]在那时,使用历史地图,肯定以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为首选。

  谭其骧关于改编“杨图”工作的缘起,是听吴晗听说而来,他自然不可能向当面求证,实在没有这个必要。多年以后,谭其骧说“毛主席具体的指示,吴晗没有告诉我。”[23]无独有偶,参加过改编“杨图”工作的项国茂也有一番回忆:

  我们在北京曾听吴晗同志(杨图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北京市副市长)说过:毛主席在读史书时看到过杨守敬的地图,认为此图可以用,但不方便,最好以现在地图作为底图,古今地名对照,重新改编。主席交下这么重要任务,理应立即落实,于是成立了以范文澜和吴晗同志为首的《杨图委员会》,决定请谭其骧教授任主编,并聘请了一批专家学者任委员,如北京大学的侯仁之先生,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的黄盛璋先生和南京大学韩儒林教授等,并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牵头协调。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简称《杨图》,终于在1955年下半年在北京开编。[24]

  他也是从吴晗处得知的改编“杨图”工作原委。不过,与谭其骧的说法不同的是,这里说“毛主席在读史书时看到过杨守敬的地图,认为此图可以用,但不方便”,而谭其骧则称是“吴晗同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于是向推荐,并提出改编的建议。真相到底如何,仍旧是个谜。

  问题在于,吴晗为什么能和谈起“杨图”?原因其实就是机缘巧合。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与同列于北京市28人代表名单之中。既然是同一小组,那么,共同出席活动,见面谈话的机会就要比一般代表多。这里不得不提到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他在史学界资历和威望都要胜于吴晗,且与相交不浅。但范文澜是来自河南省的56位人大代表之一,除了大会,只能参加河南省的分组会议,显然无法像吴晗那样与频繁接触。

  我们今天当然要承认吴晗“秉承毛主席的指示,领导重编杨守敬《中国历代疆域图》的艰巨工作,现在大家见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是吴晗奠下的基础。”[25]但假设当时与范文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是分在同一小组,说不定标点《通鉴》和改绘“杨图”的任务就交给了范文澜。毕竟时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的范文澜,比吴晗更有资格、更有条件去主持这几项工作。更何况“向吴晗说起标点《资治通鉴》事,要吴晗转告范文澜,组织一些人,在一两年内标点出版,以供广大干部阅读。”[26]这也就是说,吴晗起初只是与范文澜之间的传话者。

  为了落实的指示而成立的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由范文澜、吴晗担任召集人。起初,标点《通鉴》与改绘杨图一并办理。后来,改绘“杨图”由吴晗负责,范文澜负责标点《资治通鉴》。这正如谭其骧所说“自1957年后,范老已不再过问图的工作,‘杨图’委员会改由吴晗同志和尹达同志负责”[27]的缘由。尹达是中科院历史一所(后改为历史研究所)实际主持工作的副所长,由他顶替范文澜的位置也是合乎情理的。

  或许是因为主持改绘“杨图”的缘故,吴晗与历史地理的关系更为密切。1964年,吴晗受命研究中国西藏边疆史。[28]同年10月,国务院设立了历史地图审查小组、地名审改小组,吴晗也担任这两个小组的组长,[29]当然,这些工作离吴晗的学术本行明史颇有距离。

  对于吴晗,谭其骧曾“感慨地说,他真正研究学问,只用了五六年时间,其他时间,都搞政治了,线]。其实,即便是不搞政治,再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又有多少时间能专心学术呢?吴晗是“为帝王思”的传统型知识分子,“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环境和体制下,官学一体、学术创造型人才向依附性的政治参与型官僚的转变是传统知识分子选择道路的逻辑结果,也是他们的悲剧所在。”[31]我们无意于讨论吴晗为何从政,但我们看到了他从政后的所作所为。他既有破坏主张发掘定陵,赞成拆毁北京城墙的负面,也有发展教育事业,主持文化事业的正面。可是,如果吴晗不搞政治,纯粹是一个书斋学者,恐怕是没有机会领导“杨图”改绘工作,也不可能把这份工作派给遥处沪上的谭其骧。

  如朱永嘉所言,“在杨图的领导工作上,吴晗是项目课题的领导者,谭其骧是课题的实际操作者”[32],那么,谭其骧又是如何走向历史赋予的这个位置呢?

  吴晗虽然承担下最高领袖的嘱托,但他的术业专攻却不是历史地理学。他之所以敢于荣膺此任,与其和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等历史地理学界中人的结识不无关系。而在这些人际关系之中,他与谭其骧的深交则是最重要的。

  1936年9月,谭其骧应清华大学聘充当兼任讲师。次年初,谭从西城辟才胡同七十五号移居清华园。由此,谭其骧与吴晗建立了密切的往来,正如谭所言:“那一段时间我曾多次到他宿舍里谈天说地”[33]。在《国立清华大学二十五年度教职员录》上,谭其骧是“讲师”而非像张荫麟、王新忠、邵循正那样的“专任讲师”,吴晗则是“教员”。在清华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的教职员中,应是按照职称高低,从教授兼系主任至助教,依次排列。在这份名单中,蒋廷黻、刘崇鋐、陈寅恪等教授无疑是地位和收入最高的。谭其骧、吴晗等人则是收入与地位较低的“青壮派”。

  这段仅有一年多的共事经历,显然对于谭其骧来说是愉快而且值得珍视的。所以,建国后谭供职的浙江大学历史系停办后,他曾想借重荣升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的名望,为自己在北京谋得大学教职。结果事与愿违,谭面对吴晗公事公办的态度,只得自“认为是碰了他一个软钉子”,于是转投复旦大学。

  平心而论,吴晗虽然是分管文教卫生工作的北京市副市长,但其职权肯定不会直接干涉到主管浙江大学的高等教育部。从后来屡次调谭进京未果的情形看,当时的人才流转壁垒还是难以轻易突破。

  谭其骧因为与吴晗的熟识,得到了主持改绘“杨图”的机会,但也背上了“政治包袱”。由批判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发端的“文革”狂潮爆发后,谭其骧不得不“上缴伪贰角票一包,吴晗来信二件,致吴晗信稿一件,燕京、清华教职员名录,点名簿五册,人大代表证一件。”[34]为什么要上缴清华教职员名录呢?看看上边赫然在目的吴晗名讳就知道了答案。当谭其骧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时,其理由之一就是:

  伟大领袖毛主席把编绘历史地图这样重要的任务托付吴晗主持,吴晗竟任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谭其骧做主编,并且再三强调主编负责制,赋予谭其骧以定稿大权,线]

  这些无法无天的人不敢说用错了吴晗这个人,只能批评吴晗对谭其骧的倚重。那么,吴晗为什么要对谭其骧委以重任呢?

  谭其骧以沿革地理为专长,这是史学界众所周知的事实。顾颉刚说“沿革地理的研究,以钱穆、谭其骧二先生的贡献为最大”[36],钱穆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避走香港一隅,不用谭其骧,能用谁?更何况谭其骧在历史地图编绘方面又有相当的工作基础。如谭其骧自述所言:

  抗战时期在贵州浙江大学时,我编绘过二三十幅历史地图,学校为我找了助手,绘成了一些草图,但为当时的制图印刷条件所限,未能出版。解放初,我曾为曾世英先生主编的人民地图集编绘过几幅排在卷首的极简括的历史地图。一九五三年、五四年时又曾为顾颉刚、章巽先生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作过校订工作。但上述三种图都是小比例尺的,远不及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详细。一九五五年春,吴晗推荐我去北京改编修订杨图,我久有此愿,当然欣然应命。[37]

  可见,谭其骧对于所绘历史地图未能出版,引以为憾。实际上,他为曾世英《人民地图集》所绘的几幅历史地图,也未能面世。曾世英以民国申报馆新版《中国分省新图》为基础编绘的《人民地图集》虽然在1951年印制完毕,但因国界画法不合政局要求,最终未能出版。

  所以,对于吴晗而言,改编“杨图”是最高领导人交办的政治任务,对于谭其骧来说,这就是“久有此愿”的学术志业,何乐而不为?

  至于侯仁之,他与吴晗就没有的深交。建国后,侯仁之与吴晗的交往停留在共同编辑“历史小丛书”和“地理小丛书”方面。这位当年的“助手”在回忆吴晗时,只字未提改编“杨图”之事。从二人的交往看,虽然都是禹贡学会的会员,但只是“偶尔见面,并无来往”,建国后,二人在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共事过,但也很快分道扬镳。[38]吴晗在物色改编“杨图”工作人选时,想不到交情尚浅的侯仁之也属正常。

  在朝夕变幻的政局下,交办的改编“杨图”工作在曲折中前行。“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在改编“杨图”这辆列车上,有的人像司机、乘务员一样坚守岗位,有的人像是从一而终的乘客,而有的人却是匆匆上下的过客。

  这辆列车发车的时间,定格在1954年11月2日。顾颉刚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了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图”的准备工作情况:

  以毛主席的命令,成立“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以范文澜、吴晗、黄松岭、董纯才、翦伯赞、侯外庐、向达、顾颉刚、尹达、黎澍、刘大年、金灿然、王崇武为委员,以范文澜、吴晗为召集人。成立“标点《资治通鉴》组”,以王崇武为召集人,顾颉刚任总校对。成立“改绘杨守敬地图的小组”,调谭其骧主持,史念海、顾颉刚、王庸参预工作,由出版总署组织人力。[39]

  检诸公开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作者及制图者名单,自然会发现史念海、顾颉刚、王庸等人的缺席。

  关于所谓“杨图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吴晗传》中有如下表述:“第二年(笔者案,即1955年)春天,吴晗便邀请尹达、翦伯赞、侯外庐、侯仁之、金灿然、谭其骧、张思骏、欧阳缨等人开会,组成改绘杨图委员会,决定由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主持具体的改绘工作。”[40]另一种《吴晗传》也有类似看法,认为“为展开‘杨图’改绘工作,吴晗首先邀请尹达、翦伯赞、侯外庐、侯仁之、金灿然、谭其骧、张思骏、欧阳缨(地图出版社编辑)等人商议,并推荐他的老朋友、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任主编。”[41]两处传记中所列人员名单完全一致。但是,侯仁之此时并未加入“杨图委员会”,上引两书中关于该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也是不准确的。如顾颉刚日记所载,“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54年11月,而不是“第二年春天”。在该委员会下设“改绘杨守敬地图的小组”中,也没有翦伯赞等人的加入。

  谭其骧日记记载了1955年2月12日到京后的日程。其中,2月17日,谭其骧与沈静芷、欧阳缨、金灿然一起到中国科学院开标点《通鉴》改绘“杨图”会。5月5日,顾颉刚到历史研究第三所开会讨论编绘“杨图”之事,出席者还有范文澜、吴晗、尹达、刘大年、谭其骧、王崇武、侯外庐、恽逸群、沈静芷、欧阳缨、张思俊等人,谈论结果为“山川照杨图,城市用今名,以杨图出于胡林翼《清舆图》,不能与今日地图适应,古地名之记注遂不易,不如即以杨图为间架也。”[42]谭其骧显然对这一结果不满意,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得屈从。谭其骧在当日日记中写道:“下午赴三所开工作会议,吴晗主席,力主用欧阳之议,间架旧而地名新,不伦不类。侯外庐、恽逸群及余皆主用杨图地名加印新设治及新迁治,竟以吴意从欧而否决。”[43]顾、谭二人日记所列与会者中,均无侯仁之姓名。说侯仁之加入“杨图委员会”,恐怕是个误会。

  当然,坐在这辆列车上的乘客,各有各的想法,并非都要一直坐到终点站。当年11月27日,顾颉刚在日记中说“尹达不欲予在《通鉴》上费去太多时间,盖犹是本位主义也。”[44]1955年4月25日,尹达给顾颉刚写信责问新华地图社历史地图选题会一事。该信称:“闻新华地图社有历史地图选题计划事,先生曾参加了会议。会议情况尚不了然;据说计划较大,领导工作将由科学院负责。此事未经院部,未便如此做法。”[45]尹达身为中科院历史一所的领导,自然希望属下顾颉刚听从他的工作安排。再说,标点《通鉴》及改编“杨图”是范文澜、吴晗主持的事情,又不是历史一所的份内事,而新华地图社中科院关系更远,而且其历史地图选题计划可能是与改绘“杨图”不同的另一件事,在本职工作尚未完成的下,让领导犯点“本位主义”算什么?

  改编“杨图”工作,没有像标点《通鉴》一样在1956年顺利完成,只能延期。延期中的“杨图”改编工作,又遭遇到标点“前四史”的新问题。1956年7月,指示吴晗、范文澜同志组织标点“前四史”。范文澜在致刘大年信中谈到:

  刚才吴晗同志来谈,说最近见到主席,主席指示应标点前四史,每史附杨守敬的地图,以一年为期,争取明年十一出版。初步商量:(一)请姜君辰同志、金灿然同志参加,绘杨图的在京同志,历史三个所的负责同志(三个所分担四史),在本星期内开一个会(除星期二,吴晗同志都可以)。发请帖请你办理,召集开会用吴晗、范文澜名义。地点可在我所。

  查谭其骧日记可知,此时谭本人仍在北京,当然属于被邀请的“绘杨图的在京同志”。吴晗在介绍标点前四史工作缘起时,商订“各书后附载历史地图。”倘若按照这一工作部署,改编后的“杨图”将被拆散,附在各正史之后。此次会议是否召开,即便召开,情况如何,目前尚无据可查。

  可以确知的是,吴晗、范文澜在两年后,才于1958年9月13日下午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出席者有尹达、侯外庐、金灿然、张思俊等人。在会议纪要中就改绘“杨图”有如下决议:

  1. 此项工作已商请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中国科学院三个历史所负责审图。

  2. 改绘工作原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负责,地图出版社派人协助。拟请科委与教育部联系将此工作列入复旦大学研究工作计划,由该校负责领导完成。

  4. 改绘地图以今图为底图,应力求精确和统一。台湾及我国领海内的各岛屿必须绘入。[47]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是成立于1956年3月14日的高层次宏观决策咨询机构,其基本任务是制订1956年至1967年全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12年长期规划。之所以由这个国务院下属的机构领导具体的改绘“杨图”工作,可能是为了便于协调科委、中科院、教育部等单位之间的关系。

  同年10月6日,会议记录由范文澜、吴晗具名呈送。吴晗在信中说:“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十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一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48]根据最新的调整方案,改绘“杨图”将分幅出版,在1959年十年大庆时完成,成为献礼工程。当然,这个方案最终并没有具体执行。

  谭其骧北上主持改编“杨图”,以一年为期。但一年来的工作,基本上是为教训买单,而不是为经验付账。工作尚未完成,归期已经到来。围绕着谭其骧的去留,展开了一场“争夺战”。

  谭其骧想留在北京,这是解放初期就有的想法。无奈现在已经在上海安家落户,作为一个有名望的教授,复旦大学及其上司高等教育部岂能拱手送给中国科学院或其它单位?

  早在改绘“杨图”工作启动之前,北京大学已有调谭其骧入京的念头。据邓之诚日记载,1953年8月5日“周一良来,言:本校地理系延聘谭其骧,复旦难之。”[49]此时,侯仁之正是北大地质地理系主任,所以,周一良所言之事,当出自侯仁之提议。

  1955年12月26日,在京参加改绘“杨图”工作谭其骧在日记中写道:“在所长室谈,并以发展历史地理一事询侯外庐意见。……。下午生物地学部王明业来,谈建立历史地理研究组织事。”[50]此时,侯外庐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而王明业则来自以竺可桢为主任的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这则日记告诉透露出如下信息:中科院系统内部也开始考虑发展历史地理学,至于是放在地理所,还是放在历史所,尚无定论。

  随着原定谭其骧返沪日期的临近,人在中科院历史所的顾颉刚首先为谭其骧活动,争取将之留在北京。顾颉刚的努力,首先从中共元老、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必武开始。据1956年3月4日顾颉刚日记载:“二月五日怀仁堂之宴,予与董必武先生接席,因谈改变杨守敬地图事,而惜季龙之将返沪,董老自告奋勇,为致函高教部杨秀峰部长,部中遂来函责予,并将致予之函抄送复旦,为予树敌。”[51]可见,董必武给高教部长写的信不但没有促进,反而起了副作用。高教部把责备顾颉刚的信同时抄送复旦大学,这无益于将谭其骧有意留京的事情公开化。顾颉刚惹不起高教部,于是给杨秀峰写信解释,说“我没有通过组织向您说话,当然是我的错误;但也想得到您的原谅,因为这并不是我正式向您请求,而是董老自发的好意,把我和他的私人谈线]顾颉刚经由董必武向高教部为谭其骧说项之事,后来演化成如下版本:

  1950年代中期,顾在标点完《资治通鉴》后,由于劳累过度,大病一场。后来,董必武亲自宴请。当时,谭也正在北京主持改绘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顾在席间曾向董必武建议将谭留在北京。董必武答应帮忙后,顾就以私人名义书信一封,由董必武带给了教育部。但是,教育部回信认为,谭还是应回复旦。[53]

  见诸顾颉刚日记可知,顾颉刚与董必武谈起谭其骧的场合是1956年2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在2月5日怀仁堂晚宴上,顾颉刚“坐第二席,董必武先生作陪,谈甚久。”[54]当晚宴会上,顾颉刚说、周恩来、董必武、陈毅、陈云、沈钧儒等人为主人,政协特邀委员、少数民族委员等为客人,所以,不存在董必武亲自宴请顾颉刚之事。当时,受董必武嘱咐,顾颉刚匆忙写下“谭其骧同志的姓名和他借调来京的经过”。事后,“董老自告奋勇,为致函高教部杨秀峰部长”[55],并不是顾颉刚本人“以私人名义书信一封,由董必武带给了教育部”。而且,当时教育部和高教部是两个部门。或许您会疑问,为什么董必武敢于揽下此事。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解放前夕,董必武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时,杨秀峰任副主席,协助董必武主持日常政务。若没有这段共事的经历和上下级关系,恐怕董必武也不敢“自告奋勇”。

  不管怎样,顾颉刚的努力,终归无效。1956年10月12日,顾颉刚在日记中感叹:

  高教部命令复旦,在校设“历史地理研究室”,以是季龙不克留京,顷来取行李。其实,季龙在京,非特重画杨守敬地图,地理研究所将办历史地理部门,有借于彼也。倘范文澜能为彼向周总理一说,事必有成,而无如彼为一庸才何![56]

  顾颉刚知道谭其骧留在中科院的意义所在,除了承担改绘“杨图”的政治任务,同时有助于在院里建立历史地理研究机构。顾颉刚在无法留住谭其骧的责任推到了范文澜身上,这恐怕只是说句气话。要知道,改绘“杨图”主要是吴晗主抓,范文澜甚至1957年之后不再过问此事。或许在范文澜看来,要留谭其骧画图,也应该是吴晗协调办理,至于留谭其骧办历史地理不能,那更是地理研究所的事情。

  当然,吴晗在此事上也不是无所作为,为了尽快完成交办的任务,他当然愿意把谭其骧留在北京。据谭其骧日记载,1956年10月17日“二时至辰伯处谈,渠有意挽回,嘱致函陆定一,余以恐遭高教部、复旦之忌,未允。”[57]陆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长,主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说话自然有分量。但谭其骧的顾虑也不是多余的,毕竟有顾颉刚请托董必武失败的前车之鉴,而且“县官不如现管”,只要高教部不松口,别的单位也没辙。

  作为时任中科院副院长,谭其骧在浙大时的老校长,竺可桢岂能坐视不管?到了1956年末,竺可桢为了在中科院发展历史地理和地理学史两个学科,在将谭其骧调任中科院一事上做出实质性努力。据谭其骧说:“就在这时,竺老知道了,先是亲自到历史所找我,请我在一家馆子里吃了一顿,要我参加由他领导正在筹建中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我表示愿意。”[58]为此,11月17日,竺可桢约请高教部副部长黄松龄商谈此事。据日记载:

  中午二点约高教部黄松龄部长〈和〉〔谈〕谭其骧任历史地理事。缘一年半前吴市长(晗)和范老(文澜)协商要点,谈《资治通鉴》与重编杨守敬《历代地理沿革图》由高教部电复旦,将谭其骧调来制图,现已一年半,图未做好,复旦要谭回校。陈望道坚持要他回校,建立历史地理研究室。但上海乏条件,而高教部又不好再指令复旦。同时胡厚宣已调第一史所,所以谭虽愿留京,苦于难以启齿。据谭云,复旦中古史已有人能教,困难在于开不〔出〕选课来。余提议两方兼顾办法,制图在京做,每年谭回上海一个学期教课,在院建立历史地理和地理史研究室,和复旦合办也可。黄部长主张由潘梓老写函与陈望道校长。[59]

  竺可桢提出的折衷方案,实际上有利于中科院。竺可桢采纳了黄松龄的建议,于11月30日,与时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及秘书长谢鑫鹤谈拟请谭其骧来院主持历史地理研究一事,潘梓年认为写信不如等他到上海时与陈望道面谈,此事遂被暂时搁置。

  到了1957年元旦,谭其骧造访邓之诚,说:“即将回复旦任课,地图带回去兼办,有助理二人,及画图员,或将兼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每年北来两三月。”[60]虽然还是一身两任,但这个方案显然有利于复旦大学。不仅谭其骧人走了,还带走了改编“杨图”和助手,日后的工作重心自然在复旦方面,这显然不是竺可桢的本意。

  1957年,改编“杨图”工作地点转移到上海。虽然因“文革”短暂停止,但在1969年6月研究工作重新开始。

  改编“杨图”工作中,这部图有许多名称。出版方称之为“54号图”,后曾一度定名为《中国历代舆地图》、《中国历代疆域图》、《中国历史舆地图》、《中国历代政区图》等。

  在1973年1月,由谭先生主持的协作会议上决定将图名定为《中国历史地图集》。次年,在由周恩来总理委派外交部主持的审图会上,正式确定图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61]不过,《中国历史地图集》定名虽晚,但其工作性质的转化在十多年前就完成了。在1962年的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讨论会上,还仍旧说:“目前正在编绘的中国历代舆地图是一项规模巨大的、科学水平要求较高的工作,是我国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重要结晶,是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地图学的一项重要基本建设,必须继续努力于最近几年内完成。”[62]但在1963年1月1月7日至12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历代舆地图》工作会议上,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此次会议由吴晗主持,来自复旦大学、国家测绘总局、南京大学等协作单位人员的25人出席。据中国地图出版社大事记载:

  [1963年1月7日] “杨图”委员会于1月7日至11日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对前阶段的工作进行了总结,组成了以吴晗为首,由尹达、刘导生、白敏、谭其骧、张思俊、韩儒林、侯仁之参加的八人领导小组。会议认为:“杨图”没有表示各民族的分布,只是汉族发展史图;没有边疆图,只有中央王朝图……不符合历史事实。于是决定增加图幅,整本图集予以新编。[63]

  可以说,改编“杨图”工作从1963年进入了范围更广、内容更多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时代。

  韩儒林也是在此时介入到历史地图工作之中。据其年谱记载,1963年1月,吴晗、尹达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访问,就《中国历史地图集》北方部分编绘任务与韩儒林磋商。随后,韩儒林去上海参加编委会,确定在1963年第完成《明代蒙古地理考释》。1966年2月,韩儒林入住哲学社会科学部招待所,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北方、西藏部分编绘。[64]

  也正是在这次会上,侯仁之既担负起领导之责,又参与了具体工作。这项具体工作,就是负责编绘新增加的历代北京城市图。黄盛璋也参与到工作中来,负责复制汉唐两京城市图。据夏鼐日记载:1965年7月20日,“下午黄盛璋同志来谈‘杨图’汉唐两京图协作问题。”[65]8月10日“工间操后黄盛璋同志来谈关于‘杨图’汉唐两京图问题。……。出来后至和平宾馆,访谭其骧、韩儒林同志,方国瑜同志亦来谈。他们都是参加‘杨图’会议的。”[66]

  1957年1月21日,谭其骧带领章巽、邹逸麟、王文楚及绘图员在上海北苏州路工作室开始改编“杨图”工作。此时的工作条件和人力配置,虽然好于谭其骧在北京时的单枪匹马。但随着工作的深入,尤其是从改编“杨图”转入重绘中国历史地图之后,人手上的不足立马显现出来。

  复旦大学不缺人才,但缺少历史地理学各方面的专业人才。1960年,复旦大学党委曾组织青年学生以“大兵团运动”的方式开展“中国历代舆地图”的改编工作。这次群众性编稿审稿运动,结果提前7个月完成任务,同时还编成40万字的札记和2万字的历史地理专著介绍。[67]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种学术上的“群众路线”行不通。

  时隔多年之后,《中国历史地图集》行将瓜熟蒂落。尹达这位作为主持或参与主持《甲骨文合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史稿》等大项目的“历史学科的组织工作者之一”,发表了如下演讲: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体主义的协作精神,尊重个人研究成果,今后都需大力提倡。……我认为,关键是个人的研究成果怎样同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溶为一体的问题。……《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是全国范围的长期大协作,集中了不少学科、不少专家的意见,也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完成了内部稿子,还未公开发行,国外就打算翻印了。这都是在比较一致的基本指导思想下采取集体形式取得的成果。[68]

  平心而论,离开了“社会主义大协作”,《中国历史地图集》何时编完的确是个未知数。邹逸麟在回顾自己参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经历时有如下体会:

  《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是主席提出,作为一种政治任务下达的。具体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经费根据实际需要,从国家财政中拨款资助的,科研人员可以通过党政系统直接从各高校、科研单位调拨。可以说是一路畅行无阻。这是在财力和人力上保证了任务的完成。这应该是很有利的一面。……。[69]

  这很有利的一面,除了来自政治高层指示,还包括兄弟单位在任务分配、人员配置上的“社会主义大协作”。今天,我们拜读邹逸麟、王文楚等参与者的回忆文章,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最后几页,会发现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南京大学,云南大学等单位的近百位编稿人员名单,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资料人员和地图制图设计人员。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精神,恐怕无法调配全国专家学者来完成这项政治任务。

  在近百位编稿人员的艰苦工作中,有些工作值得后人铭记。云南大学尤中为了搞清清代云南边界线的复杂状况,做了艰苦的实地调查:

  首先我从古代史籍、地方志等文献中收集了大量的相关材料,同时由于云南省革委会的重视,对我们大开绿灯,我得以进入到档案馆查抄了大量的资料。虽然汇集了很多资料,但由于历史上边疆民族地区不为人所重视,许多问题仍然很难说清楚,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演变问题,更是难度很大,1972年,云南省革委会又派了一辆小车,给我们提供了到边疆进行社会凋查的条件。我们从东部的文山富宁顺着边境线往西一直到德宏州,对云南边疆进行实地考察,又对民间的有关传说、民族风俗等进行了访问。三个月的艰苦考察,发现了很多古迹遗存,有的印证了历史,有的则纠正厘定了以往资料的讹误。……。调查归来后,把汇集的文献资料与社会调查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写出说明文字,然后才上图。[70]

  就这样,在政府提供最大便利的情况下,尤中“他和编绘组的同志一起对中国西南边陲4000多公里的国境线进行了全面考察,往返行程8000多公里。”[71]这种长时间、远距离的野外考察,即便是在今天的经济和科技条件下,也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

  谭其骧晚年坦言:“搞历史地理还有一项基本功,那就是翻活的地图进行实地的地理考察。但我却直没有条件做到,解放前忙于教书糊口,解放后又注全力于编纂历史地图集。直到一九七七年后,我承担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篇》的任务时,才有机会和一些同志一起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考察了长江和洞庭湖水系,在河南、河北两省考察了黄河下游的故道。”[72]这也就是说,谭其骧在历史地图集编纂时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实地考察。平心而论,“对于这样一部综合性的历史地图,如果要求编者对每一个地点都是实地考察,显然是困难的。”[73]在此情形下,尤中以文献考据为基础进行的实地考察就显得尤为可贵。

  当然,也有一些人参与了改编“杨图”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名列编稿人员名单之列。譬如谭其骧在暨南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潘光旦,就为了配合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进行摘录《明史》民族史料工作。据其后人讲:

  1963年5月29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傅乐焕教授来访,与父亲谈录登《明史》中民族资料事,以配合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父亲当即表示同意,并于5月30日开始进行摘录。由于这种摘录往往要结合辨识,所以难以请助手代为摘录,次定由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请王兴泰先生同步抄录副本,以便提供他人使用。至1964年12月12日全书摘录完毕,现存资料卡共839张。这份资料当时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起到有益作用。[74]

  再如赵泉澄,据称当时“还聘用了社会上有兴趣于历代疆域政区沿革研究和历史地图编纂的人员,如江武子和赵泉澄老先生等”[75]。赵泉澄建国前就出版《清代地理沿革表》,后供职于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工作,其淡出改编“杨图”工作,不知是否与其被打成“反革命”有关。

  正是在上述人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历史地图集》终于出版面世。1974年,首先由中华地图学社内部发行,全套八册,分蝴蝶装、活页装两种。照常理,印成后应该第一时间进程审阅。但是“颇以为憾者,乃毛主席本人对此图集作何评论,至今未传出可靠信息。”[76]言下之意,似乎有不同版本的消息。主编谭其骧是这么说的:

  1974年年底毛主席生日前夕,第八册正式出版了。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立即寄送北京,希望尽快送到毛主席那里请他老人家审阅。但是,图册到了张春桥手中,就被扣压下来了。张春桥并作了长篇黑批示,胡说什么:“我想了一下,书很贵,而且要成套才有用。”“除我和姚文元各留一套留作纪念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不送。”甚至还说什么:“待出齐了再看是否送主席。”……张春桥这个阴谋家是有其野心的。谭其骧教授以蔑视的口吻讽刺说:张春桥大概是要留着作为开创“新天朝”的“纪念”吧![77]

  1981年6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央宣传部并中央书记处呈报《关于公开出版(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请示报告》,并于1982年2月9日获得中央宣传部、中央书记处批示同意。3月12~15日,中国社科院在上海召开《中国历史地图集》修订出版工作会议,1982年10月公开出版第一本,到1987年4月陆续全部出齐。[78]1989年3月13日,《中国历史地图集》全部出版庆祝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学术界高度肯定了图集的价值,所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1986年)、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5年)、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荣誉奖(1999年)就是明证。

  《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获奖后,邓云乡表示祝贺,谭其骧则“笑着说不少地方是参考了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79]。这不是谭先生的谦虚,毕竟《中国历史地图集》脱胎于改编沿革地理性质的“杨图”,参考《读史方舆纪要》有何不可?但后人或应谨记陈桥驿在书评里指出的,“杨图”与“谭图”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科学属性上,“前者是一部读史地图集,而后者则是一部历史地图集”[80]。

  [①] [美] 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第85页。

  [②] [美] 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刘珺珺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28页。

  [③] 翦伯赞:《致冯玉祥先生》,载《翦伯赞全集》第7卷《时事评论·书信与诗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第299页。

  [④]张显清、赵克生:《开拓与普及:吴晗先生的学术贡献》,载王宏志、闻立树编《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566页。

  [⑤]:《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一九八○年四月八日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08页。

  [⑥]:《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一九八○年四月八日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05页。

  [⑧]顾颉刚:《中学历史教学法的商榷》,《教与学月刊》1935年第4期,第8页。

  [⑨]:《致萧子升信(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21页。

  [⑩]:《刘邓军出大别山的准备工作(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279页。

  [11]:《军委关于对队进行地理常识教育的指示(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116-117页。

  [12]逄先知:《博览群书的革命家——读书生活我见我闻》,载龚育知等编《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12页。

  [13]谭其骧:《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怀念吴晗同志》,载王宏志、闻立树主编《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354页。

  [14]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载王宏志、闻立树主编《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34页。

  [15]戴逸:《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者的光明大道——纪念吴晗》,载《皓首学术随笔(戴逸卷)》,中华书局,2006,第143页。

  [16]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232页。

  [17]张习孔:《北京中学教师集体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开始出版》,《历史教学》1959年第7期。

  [18]夏中义:《生于斯死于斯的史家悲剧:谒吴晗书》,载《九谒先哲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第171页。

  [19]逄先知:《博览群书的革命家——读书生活我见我闻》,载龚育知等编《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13页。

  [20]谭其骧:《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怀念吴晗同志》,载王宏志、闻立树主编《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352页。

  [21]常君实:《吴晗全集的特色——纪念吴晗百年诞辰》,载王宏志、闻立树主编《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666页。

  [22]吴晗:《谈读书》,常君实编《吴晗全集》第8卷《杂文卷(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210页。

  [23]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77页。

  [24]项国茂:《挥不去的记忆抹不去的怀念——纪念《中国历史地图集》开编五十周年》,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编《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28页。

  [25]罗尔纲:《困学丛书》第十种《记序文存·怀吴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627页。

  [26]蔡美彪:《资治通鉴标点工作回顾》,载《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12,第120页。

  [27]谭其骧:《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怀念吴晗同志》,载王宏志、闻立树主编《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354页。

  [28]袁鼎:《忆念父执吴晗先生二三事》,载王宏志、闻立树主编《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365页。

  [29]《当代中国的测绘事业》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测绘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第421页。

  [30]邓云乡:《思念谭公其骧》,《云乡琐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05页。

  [31]李曙光:《政治化社会一个学者的悲剧——我谈吴晗》,载《法思想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第437页。

  [32]朱永嘉:《在求真中求是——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112页。

  [33]谭其骧:《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怀念吴晗同志》,载王宏志、闻立树主编《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350页。

  [35]谭其骧:《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怀念吴晗同志》,载王宏志、闻立树主编《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359页。

  [37]谭其骧:《谭其骧自传》,载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1983年,第331-332页。

  [38]侯仁之:《一位真正爱好社会主义事业的“好事之徒”》,载王宏志、闻立树主编《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319-321页。

  [39]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7卷(1951-1955),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609-610页。

  [41]刘光永:《清官梦——吴晗传》,杭州出版社,2005,第273页。

  [42]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7卷(1951-1955),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685页。

  [4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7卷(1951-1955),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619页。

  [45]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7卷(1951-1955),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682页。

  [46]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第149页。

  [47]吴晗:《呈毛主席(1958年10月6日)》,载常君实编《吴晗全集》第10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201页。

  [48]吴晗:《呈毛主席(1958年10月6日)》,载常君实编《吴晗全集》第10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201页。

  [49]邓之诚:《邓之诚文史札记》)(下),邓瑞整理,凤凰出版社,2012,第734页。

  [51]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8卷(1956-1959),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29页。

  [52]顾颉刚:《致杨秀峰(1956年3月5日)》,载《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中华书局,2011,第408页。

  [53]王学典主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第146-147页。

  [5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8卷(1956-1959),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17页。

  [55]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8卷(1956-1959),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29页。

  [5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8卷(1956-1959),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131页。

  [58]谭其骧:《竺老热肠奖掖后进》,载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一代宗师竺可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第20页。

  [59]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14卷《竺可桢日记》第9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第455页。

  [60]邓之诚:《邓之诚文史札记》(下),邓瑞整理,凤凰出版社,2012,第982页。

  [61]石奉天:《谭其骧先生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制》,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20页。

  [62]周航:《中国地理学会举行历史地理专业学术讨论会》,《科学通报》1962年第1期,第45页。

  [63]中国地图出版社社庆办公室编,《中国地图出版社五十年(1954-2004)》,中国地图出版社,2004,第223页。

  [64]邱树森:《韩儒林先生年谱》,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韩儒林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第829-820页。

  [65]夏鼐:《夏鼐日记》第7卷(1964-1975),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45页。

  [66]夏鼐:《夏鼐日记》第7卷(1964-1975),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49页。

  [67]本刊整理,《历史教学战线上的标兵——简介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大会的先进历史教学工作者》,《历史教学》1960年第7期,第35页。

  [68]尹达:《关于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在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学术报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学史研究室编《尹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第392页。

  [69]邹逸麟:《学术生涯之回顾与展望》,载施岳群、周斌主编《与历史同行——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78-1998)》,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232页。

  [70]龙晓燕:《尤中先生访谈录》,载揣振宇、华祖根等主编《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1)》,民族出版社,2002,第427-428页。

  [71]张鑫昌:《记尤中教授学术生涯四十年》,载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科教群英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343页。

  [72]谭其骧:《谭其骧自传》,载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第338页。

  [73]蔡美彪:《历史地理学的巨大成果——中国历史地图集评介》,载《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12,第134页。

  [74]潘乃谷:《潘光旦先生和他的中国民族史料汇编》,《历史档案》2005年第3期,第127页。

  [75]项国茂:《挥不去的记忆抹不去的怀念——纪念中国历史地图集开编五十周年》,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编《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29页。

  [76]邸永君:《陈连开先生访谈录》,载李鸿宾编《史事探微——陈连开教授从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第12页。

  [77]本报记者:《妖雾一扫除 大地又春回——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揭批“”的罪行》,《文汇报》1977年2月4日。

  [78]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编著,《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218页。

  [79]邓云乡:《思念谭公其骧》,《云乡琐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10页。

  [80]陈桥驿:《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第132页。

  [83]刘大年等,《台湾历史概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第7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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