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中的大历史

日期:2019-05-30编辑作者:古代军事

  看到这个题目,对中国古代历史稍有了解的读者,马上就能想起“荆轲刺秦”的传奇,想起“图穷匕见”的典故。没错,《督亢图》正是荆轲面呈秦王嬴政的那份神秘地图。这位战国末年的头号刺客,企图借此实施出其不意的“斩首行动”,以一己之力改写历史。

  不过,对那个流传千载、令人血脉贲张的悲壮故事津津乐道之余,大多数人恐怕不会去深究,所谓“督亢”到底在哪里?为何即将一统六国、控驭宇内的始皇帝,会为了区区一幅地图,竟愿亲自接见一名敌国的普通使者,而几乎为此送掉自家性命,让不世功业付诸东流?

  咱们不妨顺着“历史上的地图”或“地图上的历史”这个话题,一切从头说起。

  大家都知道,跌宕起伏的“荆轲刺秦”案,出自太史公司马迁笔下。前段日子,我刚到陕西韩城拜谒过太史公祠,一路上就在想,司马迁写《史记》确实下了极深功夫,所采纳的史料大都可信,即使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考古专家从地下挖掘出越来越多的战国秦汉文物,往往也只能证明,他记录下来的历史确有其事。

  但任何用文字写成的历史文本,都免不了对原始素材有一定程度的加工裁剪,或者为了去芜存菁,或者为了隐恶扬善。所以一本《史记》,历代学者都要不断给它加注补充材料,“集解”“索隐”“正义”连篇累牍,以帮助读者作更全面的理解。而地图作为历史文本恰恰不是这样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地图,其准确、全面与否,只受当时人们地理知识及测绘技术手段的限制,每个画地图的人都会尽可能追求最精确,通常没有谁会刻意做一张假地图。

  因此,一张地图里承载的信息,很多时候远比文字繁复丰富得多。历史地理学前辈谭其骧先生(1911~1992年)在《中国古代地图集·序》中就说过:“地理之学,非图不明”。他又说:“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图不下于书,故图与书合称‘图书’或‘图籍’,用以包括所有的传世文献资料。”

  可惜的是,年代久远的地图留存下来不容易。司马迁在竹简上写《史记》,材料虽然笨重,文字毕竟可以经过众手传抄散布,而图或地图的摹绘需要专门的技艺,要画在特定且往往昂贵的材料(如缣帛等)上,有些干脆就是一个孤本,从来没有复制过(《督亢图》可能就是这样),当然很难长久保存。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言,由于古代制图技术的限制,各种地图图幅的长宽和形状差别很大,无法装订成册,唯有单幅收藏,一遇变故或兵火,更易遭受损失,能幸存下来的,多是刻在石碑上,或埋在坟墓里的。

  顺便再交代一下,我是怎么迷上地图特别是的。我曾在陆军部队里服役,接受过步兵五大战术(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的训练,而识图及辨别方位是军人最基本的技能。到今天我还保留着一个习惯,去任何一个新的地方,放下行装后,都要先到住处四周街上转一圈,心里马上盘算:哪个地点适合架上一挺机枪,或布置一门火炮,制高点在哪儿等。这都是长期严格训练的结果。

  1980年,我从部队退伍转业到了中国青年报社。有一天,偶尔到北京德胜门内的后海溜达,在地摊上居然发现了一张日军侵华时期的地图,当时摊主要价100多元钱,我一咬牙买下了。这应该是我业余收藏地图的正式起点。以上种种跟地图有关的训练和爱好,对大场域、大空间的敏锐感觉,在我日后的媒体生涯里,包括组织和参与1987年5月的大兴安岭火灾报道,1991年夏天的长江特大洪水报道等,都屡屡发挥作用。

  地图可以说是“上帝的视角”,古代发明地图的人就跟神仙一样,因为人类平均身高170厘米,正常情况下,他不可能有这种居高临下俯瞰的非常辽阔的视角。它是如此奇特的文本,能把“非人类”眼中看到的一切情景,凝固到一幅帛、一张纸或一块板(木头或石头的)上,表现的是符号与现实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1907~1998年,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今年刚好是他诞辰110周年的纪念。他提出的治中国古代史入门“四把钥匙”,即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在史学界无人不晓,他对“历史地理”给予格外的重视,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中国人传统上是“史地不分家”的,近代以来受西洋教育风气影响,把历史跟地理分开了,地理成为一门单纯的自然科学,这样很不好。结果是,我们很多人从小到大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或者平时读书时,一旦遇到地图,总是有意无意地跳过去,导致对历史空间的忽视甚至无知。

  我举一个不久前的例子:去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国内某知名电视台制作了一部有关长征的专题片,播到“突破乌江天险”一节时,突然冒出一句旁白:“项羽要是还在,该怎么仰天长叹啊?”读过《史记·项羽本纪》的都知道,西楚霸王垓下一战失败后,不愿独自求生,自刎于“乌江”渡口,其地在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与马鞍山市隔长江相望。而红军长征中突破的“乌江”渡口,在贵州遵义以南,两地相距岂止千里,简直风马牛不相及。堂堂一家大电视台的编导,竟然犯下如此低级的常识性错误,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正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育中忽略地图造成的可笑后果。

  另一个恰好成为鲜明对比的例子是:有一位我非常佩服的网友,也是军队出身,转业后热衷军史研究,近十多年来,他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摩托车驴友,把各路红军长征中翻越过的总共75座雪山,以及所有经过草地,都重走了一遍。他可是手里拿着当年全国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中革军委(全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来往电报抄件,跟蒋介石与西南各军阀之间有关“围追堵截”的来往电报抄件一一对照,经认真实地踏勘,精确核对所有路线后,才一路走过来的。

  这位军史发烧友,论职业身份只是成都电视台一个普通技术员,可是通过他一点点踏实的努力,发现了以往通用的长征路线图上不为人察觉的失误。比如说,在权威的红军长征史及长征图上,都提到(或标注)红军曾经过贵州黔南一个叫“猫场”的地方,但当他“按图索骥”实地采访时,那儿的老百姓却说,红军从来没有来过。后来仔细考察才搞清楚,黔南其实有两个“猫场”,一个是集镇,一个是小村庄,两处相距足足120里地。常见的长征地图上把两地混淆了,画出的行军路线,难免就偏离了线;日版“长征图”是线;说起与红军长征有关的地图,我这还有一张前年在北京报国寺地摊市场搜到的“奇货”,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收藏老地图是我多年的爱好,全中国跟这沾点边的文物书贩,都晓得有“杨浪”这号人物存在,遇到啥扎眼的“邪门货”,会立马给我打电话。收藏这行讲究“虾有虾道,蟹有蟹道”,用大俗话说,就是你这儿一旦“动了钱”,就有好东西流过来,“动的钱”越多,“流速”就越快。再说,收藏老地图要求你得有一些文史知识的准备,也有一点专业测绘之类的技术门槛,玩的人比较少,我既好玩又好写,还专门出过书,人家自然愿意先找我。

  那天我接到一书贩电话,说手头有张日本人画的红军长征图,开价很高,让我过去看看。可等我看到那张图,第一感觉却是:这肯定是假的!

  为什么呢?因为图上标注印行时间为“昭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昭和十年”就是1935年,我们读过长征史的都记得,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江西正式出发,到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宣布中央红军长征结束。中央红军长征刚刚结束一个月,当时西北的信息又相当闭塞,长征的详细地图竟在日本东京出版了,这怎么可能呢?

  但书贩一再强调这张地图“来路很正”,让我先拿回家好好琢磨,看准了合适再打钱,这是我跟他们之间长期交易达成的默契。我回家连夜反复查资料比对,突然醒悟:太可怕了,这张地图绝对是线;我一开始之所以判断这张地图是假的,主要原因是,它上面标注的行军信息,跟我们熟悉的红军战史上的记载不一致。比如说,按这张地图上画出的线路,红军从瑞金出发,到广东省省界边上拐进湖南时,有一个很奇怪的锐角,权威的红军长征地图上,并不是这么画的。又比如,由贺龙、关向应及萧克分别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是1935年4~6月间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各自陆续出发长征的,这在图上完全没有标记。

  但是,经过认真研读,我可以感觉到,制作这张长征图的人,另有一套特殊的信息收集系统,他对红军行军的方向及所经地域,有一个大的概念,能确定某些点上肯定有红军经过,再根据时间先后连接起来,形成一条相对完整的线;接下来的问题是:制图的日本人掌握的红军长征最新信息,到底是怎么来的?我是个老媒体人,出于职业敏感,稍微一想就明白了:报纸!

  记得我们这个行当里的老前辈范长江,那时候出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中国的西北角》,内容就是他作为《大公报》旅行记者,从1935年夏天起,深入红四方面军活动的川西地区,将沿途见闻以新闻通讯方式发表在《大公报》上,最后一篇报道发在当年11月份。

  由民国著名报人张季鸾主持的《大公报》,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能够相对中立地发表有关红军的报道。我估计,日本的情报人员正是持续跟踪范长江所写通讯,将其中透露的红军长征点滴信息梳理连接起来,几乎是第一时间绘制出了这张令人大吃一惊的红军长征图。日本人当时还搞不大清楚红军分为不同地区的好多支部队,他们间接搜集到信息肯定有不全面、不准确之处,这跟时过境迁后,拥有了充分的材料再重新编修、编绘的战史和地图,当然不能同日而语。

  当我理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马上意识到这确是一幅“真图”,第二天就付钱成交了。我觉得,这张日版长征图的重大价值在于:

  第一,它重新讲述了红军长征对国外传播的历史。根据一般说法,国外初次了解红军长征的事迹,一是陈云(他参加长征到达四川泸定后,中途受命经上海赴莫斯科联络共产国际)以“一位被红军俘虏的军医”的假身份,1936年3月起在巴黎《全民月刊》(中国主办)上连载了共约4.5万字的纪实报告《随军西行见闻录》,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一是1937年7月起,在纽约出版的《亚细亚画报》(英文)连载了口述、斯诺撰写的《自传》,以及斯诺撰写的《长征》等共6篇文章,以这些文章为主体完成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初版,1937年10月在伦敦面世。而我见到的这张1935年11月在东京出版的长征路线图,一下子把长征对外传播史,至少提前了近半年。

  第二,而且是更让人吃惊的一点,是日本人当年全面收集中国情报工作之细致周密。这张地图上不仅有红军大部队的动向信息,连当时、朱德在哪儿,、陈昌浩(均为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在哪儿,陕北红军的刘志丹在哪儿等等,都一一标注清楚。而系统方面,各省省主席及各个地方实力派的情况,几乎无一遗漏,包括当年先“容共”后“清共”的新疆军阀盛世才,以及外蒙古的情况,都一一反映出来了。

  总而言之,这一张地图,就把1935年11月20日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对横跨大半个中国广大地域的政治、军事热点和要点,一下全面覆盖了

  话题扯得有点远了,还是回到我们最初感兴趣的《督亢图》上来吧。

  翻开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时期燕的地图,可以看到,在今天北京房山以南的河北涿州一带,是隶属广阳郡的“督亢”,再往南为今雄县地界,即近期热得发烫的雄安新区北缘。2004年前后,我曾写过一篇随笔《督亢考》,从“荆轲刺秦”的历史故事出发,结合文字学、地图学知识以及实地的踏勘,对督亢的地望与《督亢图》的重要性,做了一番考证。想不到它后来得了一个“老舍散文奖”。

  在我来说,这篇文章短短数千字,前后酝酿准备却至少花了十年功夫,也算是我涉及地图话题的若干随笔里,相对较有学术价值的一篇了。因为长期反复揣摩《督亢图》的里里外外,我可以很有把握地告诉你们,它应该有多高、多宽,图上的地理方位如何设置,到最后我甚至自信,能把这张湮灭了两千多年的古地图再一次画出来。

  在《史记·刺客列传》里,司马迁写出了一个精彩绝伦而又令人动容的共赴国难的故事,包括荆轲本人在内,因这次功亏一篑的刺杀行动而丧命者,前后共计六人(其他五人是田光、樊於期、秦舞阳、太子丹与高渐离)。荆轲等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慷慨捐生,干得如此漂亮,真不枉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评价。而这六颗人头,更加衬托出《督亢图》独一无二的巨大价值。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燕国是倒数第二个被灭的。荆轲动身行刺前,即公元前227年,秦军前锋已直抵易水河南岸的燕国边境——所谓“风萧萧兮易水寒”,正是当日强敌压境,燕国国势危殆的写照。

  要知道,秦国的重骑兵在战国末期可是超强的武力,有点像如今美国的十二艘航母。秦军挥师从关中出发,自西向东居高临下俯冲,一路几乎所向披靡,视列国军队如草芥。可到了要转向北方攻击燕国时,就遇上了困难。因为太行山是南北向的,燕地的水系都是东西向的,大大小小十几条河东流入海,还有一条是黄河。对秦国的重骑兵部队来说,必须克服这些水系造成的阻碍,在当时的装备条件下,没有比较精确的战场地图,统帅很难下决心发动作战,过得去过不去还不好说呢。

  另一方面,决定作战成败的最重要是后勤补给,而不仅仅是前线的刀兵相向。司马迁记载说,燕“有鱼盐枣栗之饶”,即这个地方属农业与畜牧业交错带,并没有发达的粮食生产,秦军深入后,补给线不得不延长。嬴政是个极高明而谨慎的战略家,有此双重顾虑,只好暂且按兵不动。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受燕太子丹之托,荆轲以重金收买秦王嬴政近臣,转达了燕国臣服于秦的意愿,并献秦叛将樊於期之头及“燕督亢之地图”作为信物。太史公接着写道:

  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柙,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震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稍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司马迁在这儿的描写太细致、太有趣了:号称十三岁就杀人的乡下少年秦舞阳,从没见过秦廷如此浩大的场面,一下子筛糠了;而嬴政则不管那么多,也压根儿没理会死敌樊於期的人头,劈头就说“取舞阳所持地图!”我想,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嬴政此时着急火燎的心情,跟《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拿到杨子荣送上的他朝思暮想的“先遣图”时,大概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威势如日中天的秦王嬴政,会因为《督亢图》这么区区一张地图,“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如此的隆重其事?

  我们反推一下就会明白:今天北京所在的位置,地理上叫做“北京湾”,它的西侧是南北走向的太行山,北侧是东西走向的燕山,“北京湾”正好处在两大山脉形成的一个夹角之中,这两条山脉直接相撞的地点,在今天南口镇的和平寺附近,撞出一个大的石棱,远远看上去很像是长城。从地貌上看,华北平原越往北越收窄,到了山海关,就只余下一条狭长的地峡可以通行,而督亢正处在华北平原南北必经的交通要道上,它扼住了中原通往燕国和东北的咽喉。正当秦军进退不定之际,荆轲送来《督亢图》,嬴政怎么会不大喜过望?

  荆轲刺秦不成,捡回一条命的嬴政得到了《督亢图》,一看应该就清楚:督亢这个地方,境内有永定河、白沟河、拒马河三条河流,地势相对低洼,水利设施比较发达,有水利就有农业,有农业就有粮食。既摸清了进兵的通道,又看到了粮仓所在,战场上就不再有后顾之忧了。所以,荆轲刺秦后不过三年,秦军大举进攻灭掉燕国,刺秦主谋燕太子丹,也不得不黯然授首了。

  早在“荆轲刺秦”之前的大约六七十年,即燕昭王在位期间,一度被齐国攻陷首都几乎亡国的燕国,在故都西南百里的易水河边修建了燕下都武阳城(今河北易县南),励精图治,反戈一击,联合其他五国大军,差一点就把强大的齐国给灭掉了。我大胆猜想,那时候的燕国正是通过修建武阳城东北督亢地区的水利系统,实现了一场农业革新,才能短时间内积聚起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得以一雪前耻。

  在十多年前写的《督亢考》一文中,我说过以下一段线;“其实只要看一看谭(其骧)先生的地图,你就能明白,督亢区域的东端,是地处商旅要路上的广阳郡古城方城,督亢区域的西端就是燕国新的政治经济中心武阳,咱们办特区的时候选深圳而没有选东莞,不就是因为它靠近香港嘛。所以说,本来在靠近敌国的边境附近选址建都是最没有道理的事,但有了重要的经济原因,就可以成立了。燕下都选址最合理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靠近‘燕国的新兴农业产业开发区’——督亢!”

  今天重温这段文字,再回顾两千多年前围绕《督亢图》上演的那一出跌宕起伏的历史大戏,我确实深深地感受到“左图右史”的乐趣所在,价值所在。

  作者为海航集团文化艺术总监,资深媒体人,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青年》杂志等多家媒体任高级职务。业余爱好收藏地图尤其是历代。其作品《地图的发现》一书,曾获2006年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本文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作者日前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演讲记录整理,内容经其本人审阅。感谢北大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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