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背锅的奴隶制南北战争时代美国人为谁流血

日期:2019-05-30编辑作者:国际军事

  19世纪美国爆发内战,这场战争的起因有很多:联邦与州权的冲突,是否该遏制资本家大银行集团,如何推进西部大开发。奴隶制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因素之一,开战的直接动机则是贸易问题。

  当英国获知大洋彼岸出现动乱后,下院立刻开会讨论,自由党领袖威廉·福斯特介绍美国的国情,议员询问内战原因是否为奴隶制,他大声说道:“不,不!是关税!”

  约翰·穆勒和狄更斯两位大师进行跨界辩论,政论家认为战争起源于道德诉求,林肯意图消灭罪恶的奴隶制,捍卫国家统一;而文学家则说经济才是关键,联邦政府开征的高关税损伤了南方的利益,从而引发分裂。

  在内战开始前,奴隶制庄园经济非但没有垂死腐朽,反而欣欣向荣。棉花是南方的王牌产品,19世纪以来,棉产量每十年翻一番。世界上有八成的棉花来自美国蓄奴州,奴隶制度的辩护者声称,统治美国经济的是棉花大王。

  但是南方的棉花农作物,并不运往北方,而是跨过大西洋,输送到伦敦、曼彻斯特的纺织厂。北方要发展本国工业,挑战大不列颠的“世界工厂”地位,便打算搞贸易壁垒。英国《泰晤士报》《经济学人》报道美国内战,总是离不开关税话题,马克思在报社写时评也提到了这点,但他拒不接受“赋税论”,认为是南方奴隶主找的借口。今天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坚信,美国人打伊拉克战争是为了石油,却不相信当年打南北战争,不是为了经济利益。

  假设真是为了解放黑人,内战应该在1856年爆发,当时发生了堪萨斯大流血(Bleeding Kansas)事件,为了确定该州采取何种制度,蓄奴、废奴两派相杀,从街头武斗演变到乡野游击战,超过200人丧生,连州长的官邸都被暴徒焚烧。最后两党大佬谈判斡旋,和平解决了危机。

  南北战争是在1861年开始的,所谓打响“内战第一枪”的萨姆特事件,其实没有造成多大人员伤亡。萨姆特堡(Fort Sumter)位于查尔斯顿港的入口,南方的大半外贸流经此处,位置重要性相当于中国的广州。联邦政府使用自身的财政预算,修建堡垒,征收进出口税。

  在内战之前,政界各方在税务上缠斗了三十多年。支持增税的是费城等东北工业基地,一位议员曾在国会辩论中说道:“从商贸角度讲,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距离费城只有五十英里。”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一个消费市场和费城的距离超过这个范围,那么便无法跟海外的瑞典工厂竞争,因为内陆运输的成本太过昂贵。海运就很廉价,蒸汽轮船发明后,能够大规模运送商品,南方的庄园主与其买北方的产品,不如买物美价廉的英国货。

  而且蓄奴州没有大片工业区,对贸易保护政策没有兴趣。1828年的总统大选,的安德鲁·杰克逊参选,他最大的竞争对手代表了东北部资产阶级。杰克逊跟不少南方奴隶主有交谊,在选战白热化阶段,他的团队制定了“以进为退”的战术:既然东北要产业保护,故意抛出一个高得离谱的税率,逼迫竞争对手表态。假使他不同意,那么失去选票基本盘,如果同意,便等同于被杰克逊牵着鼻子走。

  新税法旨在打击对手,杰克逊并不指望这个法案能够通过,然而在国会阴差阳错的运作下,这个法案居然通过了,杰克逊以高票当选总统。他执政以消灭国债为己任,这或许跟早年参与股市投机破产的经历有关,杰克逊此后痛恨私人银行家,而美国的国债大多由这个群体持有。在杰克逊任期内,白宫第一次成功消灭国债。为了弥补债务,就要增加税收,继续保持高关税。

  后知后觉的南部各州这才回过神来,发现总统跟自己不是一路人,棉花、靛青、大米等农作物被课以40%的重税。征税对南卡罗莱纳州损伤最大,他的农业比重居南方之首,而且手握航运中心查尔斯顿港,因而他的反联邦态度最坚定,后来的南北战争中,也是该州第一个宣布脱离。

  南卡的国会议员提出了“四十包理论”:东北部制造商把手伸进了南方的粮仓,从每生产的一百包粮食抢走了四十包,对进口纺织品征收40%的关税相当于让生活水平下降40%。在征税物品名单里,尤其是英国羊毛惹起众怒,黑奴穿的服装通常用这种衣料制成,耐用便宜,新法案对羊毛所征的税率超过平均水平,刺到了南方人的痛点。由于新税受到各界的普遍厌恶,人们称之为“可憎关税法(Tariff of Abominations)”

  杰克逊本人在税务的态度比较随意,但是南方各州的强烈抗议,引起反弹。总统属于那种倔脾气,别人循循善诱、好言相劝,他就能听进去,别人正面硬抗,针锋相对,他就会顽固到底。

  到了安德鲁·杰克逊的第二个任期,南卡罗来纳的州权主义者压倒了忠于统一的人,占据议会多数。他们干脆发布“国会废止令”,也就是说联邦国会制定的法案如果触犯了下面州的利益,州政府有权抵制该法案。最令人不安的是,南卡以独立建国作为要挟。外界觉得州权分子在玩火,给了他们“地狱烈火吞食者”的外号,州内的温和派詹姆斯·佩蒂格鲁调侃道:“南卡罗来纳州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太小,对于一个疯人院来说太大。”

  杰克逊是老兵出身,与骁勇剽悍的印第安人打过,与世界第一流的英国陆军打过,当了总统后,跟财大气粗的银行家斗,跟内元老斗。杰克逊一辈子都在战斗,州权分子实在不该招惹他。总统在1833年推行军力动员法(Force Bill),威胁绞死那些反对者,南卡州回应:“既然杰克逊谈到了绞刑,那就让他去找绳子吧。”

  总统当然没有去找绳子,而是找海军和大炮。三个炮兵师压境,一艘军舰和七只缉私船包围了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堡。1856年的堪萨斯大流血只是民间行为,而1833年的南卡危机则是官方层面行为。

  在形势一触即发的时刻,有两个人出场拯救局面,一位是亨利·克莱。民国段祺瑞有“三造共和”的美名,亨利·克莱也曾三次挽救共和,他通过纵横捭阖的手段,调解各派别的利益纠纷,获得“伟大的妥协者”称号。南卡危机是他第二次出手,克莱敏锐地看到白宫的目标,不是保护北部工业,而是增加国库收入。克莱另找门路,从西部广漠的土地上面,找到了办法。无主土地经政府分配出售,然后把所得收入上缴给国库,财政困境迎刃而解。

  另一位是约翰·卡尔霍恩,他是南方农业利益集团的领袖,约束内部激进分子。他提出不要一下子撤销可憎关税法,而是把时间期限延长到十年,分期削减,以照顾北方资本家的颜面。南卡投票表决“国会废止令”的时候,卡尔霍恩连夜冒雨奔赴州议会,阻止冒进的州权分子。

  杰克逊总统恩威并用,在同一天签署了军力动员法和关税削减案,南卡罗来纳州放弃抵抗。危机结束,每一方都自称获胜,杰克逊虽然没正式开火,但军力动员法为林肯武力侵犯南部提供先例,关税削减案则为蓄奴州争取到了二十多年的低税。

  亨利·克莱原则上支持贸易保护,要构筑宏伟的北美工业体系,但为了联邦完整,不得不牺牲原则。很多年后一些老议员说,要是林肯当选那会,白宫里再有一个亨利·克莱,肯定不会发生内战。

  合众国的政治是一场精巧的“田忌赛马”游戏,每个地区割弃次要利益,为主要利益谋求妥协、挣得票数。在南北博弈中,西部地区是关键的砝码,决定天平倒向哪一边。西部的小麦等粮食,运往欧洲市场,因此支持低出口税。内战之前,南部和西部联手结盟,主导了政局。

  北方的废奴主义根本激不起西部的兴趣,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探索,东北部的资产阶级终于找到了拉拢西部的绝招:捍卫垦殖小农的产权、修建铁路等基建。前者的成果是《宅地法》,后者的成果是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两项事业均由林肯启动,他本人就是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的首席律师之一。用马克思的线年时的共和党是“一个宅地和高关税的党。”

  庸俗的成功学把林肯塑造成励志典范,靠着诚实与坚强勇敢,一次次从失败中爬起。实际上他之所以能逆袭,是摸到了西部和北部的利益结合点。南方多沼泽,沟壑纵横,很难修路。而西部大平原地势平坦,一马平川,修铁路的自然条件很适宜。共和党又再三保证,关税提高后,用这笔收入用于西部的基建等各项公共开支。

  其实现代经济学家拉佛揭示了一个规律,适当减税反而能多增加财政收入的,美国19世纪的税务变化证明了这点。1842年高关税者短暂得势,提高税率,三年后进出口税收入仅为2750万美元;1857年执政,竞选纲领宣布“在全世界推行自由贸易”,把税率调低到20%左右,北美和欧洲的外贸商业回暖,财政收入增长到5300万美元。

  内战之前的每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都跟贸易保护主义有关。然而19世纪的美国人不懂得拉佛曲线的道理,共和党宣传低关税只利于奴隶主。1857年的减税法案投票中,南部的议员里只有两张反对票,而西部则投了33张,双方的政治联盟已经溃散。

  林肯在故乡春田市举行的一次共和党集会上,大谈国产工业保护,27条横幅标语中只有两条涉及蓄奴制。宾夕法尼亚一位人抱怨共和党太狡猾了,对黑奴议题避而不谈,只讲关税议题。

  经过1856年的“堪萨斯大流血”后,共和党收敛了废奴情绪。1860年的总统大选里,共和党给约翰·布朗(内战前最大的一次奴隶暴动领袖)定性为暴民、极端狂热分子,在竞选纲领删去了谴责奴隶制的语句,同时把争取关税保护正式地纳入了党纲。

  5月份,国会议员贾斯廷·莫里尔提出了新关税法案,将税率翻了个倍,个别货物的税率达到100%,如果在参议院通过,并得到总统批准,那么将是合众国历史上最高的关税。

  北部州欢迎《莫里尔关税法(Morrill Tariff Act)》,,新泽西的地方选举里,主要议题是钢铁业的贸易壁垒。宾夕法尼亚州长候选人柯廷发表演说,内容主旨跟今天的特朗普类似,振兴制造业,让费城再次伟大。

  费城的一个保险业经纪人亨利·凯里(Henry C. Carey),曾去德国师从贸易保护理论之父李斯特,回国后不干保险,从政成为林肯的经济顾问。他曾说:“没有高关税的竞选纲领,就不会有林肯政府”。

  南方农业集团则痛恨新税法,在众议院的投票中,南方各州里只有一个议员投了赞成票,高关税将阻碍和欧洲的货运交易。11月总统大选开票,林肯以微弱的优势获胜,他在蓄奴州连一张选举人票都没获得。一个月后,上次挑头闹事的南卡罗莱纳州率先发难,正式宣布退出联邦,随后,其他六个蓄奴州跟进,组成了南部同盟国(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佐治亚州在脱离宣言里谴责了新税法,同盟国务卿罗伯特·图慕斯,斥责该税是“迄今为止最凶狠的关税法……强盗和纵火者合了伙,他们联合起来劫掠南方”。

  南北发动舆论战,在经济利益上谈不拢,就开始讲人权,挥舞道德大棒。北方的报纸谴责奴隶主凶残暴虐,还找来逃奴举办诉苦大会,赞美废奴州的自由平等博爱,“北方的空气都是甜的”。南方人不服气,骂北方资本家剥削工人,劳工吃的伙食还不如黑奴丰盛,纽约、费城的贫民窟居住条件恶劣,无法跟黑人住的乡村风情庄园相比。

  不过废奴派仍然没有进入政治舞台中央,林肯当选后三个月的时间里,费城《北美》杂志讨论时局,与奴隶制相关的文章6篇,涉及关税的16篇。1861年3月,就在林肯就任总统的前两天,新税法案在参议院通过。曾有人问林肯,如果《莫里尔关税》遭到失败会如何,总统回答:“我再提出一套类似法案。”在私人书信中,他强调:“我是亨利·克莱的政党,关税议题我比谁都讲得多,支持高关税,我没有变过。”

  尽管南部已经脱离了国家,但还没向华盛顿挑衅宣战。南卡罗来纳州宣布独立后,要求收回萨姆特堡关税局。但这座堡垒是联邦出资兴建的,产权不在州政府,双方僵持不下。

  4月12日,南部同盟国大举进攻,捣毁这家关税局。争夺要塞的过程并不激烈,两军都没怎么赤膊战斗过。进攻方用67门大炮进行了34小时的轰击,竟无一人被打死。城里的市民扶老携幼,纷纷拥到海边观战,现场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次日林肯获知了要塞失守的消息,决定正式向南部动手。萨姆特堡陷落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实际意义,就如同法国大革命中的攻克巴士底狱事件。这座监狱里头没一个政治犯,关押的七个囚徒里,四个是假证贩子,两个精神病患者,剩下一个是性变态侯爵。但因为几十年前关押过伏尔泰等进步人士,巴士底狱就成了王权罪恶和封建制度的象征。

  在萨姆特事件前的两个月,南方各州就另立门户,连总统都选出了,林肯仍然寄希望于和谈,呼唤南北一家人,不要听信一小撮分离派阴谋家。萨姆特堡陷落后,局势没有挽回的余地。弗吉尼亚州有一部分联邦主义者,既想保留奴隶制,又不想看到国家分裂。其中有位叫约翰·鲍德温的人,向林肯提出妥协方案,换取对萨姆特堡(Fort Sumter)的疏散,结果总统回复道:“那我的关税怎么办?”

  打响萨姆特第一炮的指挥官,埃德蒙·鲁芬认定,如果没有税收,南方将会富裕两倍。南部同盟国把禁止高额关税写进新宪法,戴维斯总统的就职演说强调了工业进口。他描绘了一副美妙的前景:北美的外贸中心从纽约、波士顿转移到查尔斯顿、新奥尔良,届时北方消费者南下,争抢从同盟国进口的免税欧洲商品,情形就像现在的大陆人民去香港海淘。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自由贸易也不一定损伤美国工业。同时期的法国跟英国,签订了世界上第一个经贸自由化双边协定。法国的农业大繁荣,葡萄酒、水果蔬菜热销,政府再用这笔盈利投资基建,跟英国的商务上友好也能带来外交上的友好,两国结束了数百年的竞争敌对状态。稍后西班牙、俄罗斯、荷兰、丹麦和日耳曼各邦纷纷加入英法贸易体系,到1870年大半个欧洲整合进了一个高度开放的自由市场。

  《莫里尔关税法》是英国推动自由贸易的首次遇冷,首相帕默斯顿曾力主推动鸦片战争,撞开了满清的锁国之链,他现在对林肯政权表态:“我们不喜欢奴隶制,但更不喜欢高关税。”

  美国内战打到后期,北方一度经济不景气,也出现了抗税情绪。1863年6月6日一张北方报纸登出漫画,把关税画成一个沉重的锚,拖累了合众国的商业,远方是外国的商船,在精力充沛地航行。

  如果北军在战场受挫,那么林肯很可能辞职下台。军事上的胜利带来了成王败寇的结局,1865年罗伯特·李向格兰特将军投降,内战尘埃落定。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在美国建立起来,北方的制造业依靠保护政策缓慢成长,最终成为一流大国。胜利者用废奴等冠冕堂皇的名义,把南方打入另册,称他们是分裂祖国的叛徒,至于关税之争淡化处理,遭到历史的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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