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戚继光和谭纶的对话说起聊聊中国哪里的人最

日期:2019-02-08编辑作者:军事资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域的人,由于地理位置、物候环境的不同,导致思想观念和文化特征也不同。比如雨热充沛的西双版纳会有泼水节,冬季漫长的东北则流行屋里唱“二人转”;西北大汉身材魁梧、性格直爽,上海小姑娘则能言善辩、精打细算。

  为扫平倭寇,戚继光曾训练一批新兵,但在实战后发现了问题。戚继光与谭纶(时任台州知府)对此进行探讨,谈话非常有意思(引自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卷四)。

  戚:我部3000新军中,大都是处州兵和绍兴兵。这两地士兵各有特点,比如处州兵,作战十分勇猛,听命从不迟疑,冲锋陷阵,非常积极,是战斗的主力。

  戚:作战以前,他们要求必须知道对手和人数,然后内部商议,如果认为能打,就打;但要是认为不能打,即使我费尽口舌,他们也绝不会卖力。

  戚:相对而言,绍兴兵更加听从命令,无论打什么仗,他们从来不会拒绝,而且不怕辛苦,扎营修城之类的力气活,他们也都任劳任怨。在战场上,如果敌人退却,他们会主动追击。

  戚:据我统计,但凡与敌相距三十步以内,即将肉搏之时,他们一般会全军撤退。总之,关键时刻靠不住。

  不同地域的士兵,不同性格,背后就涉及到地理决定论。一般说来,生活在艰苦山区的人性格比较强硬;而在经济发达地区,混碗饭吃实在不难,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愿意拼命。

  处州(今浙江丽水)多山,经济条件差,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民风强悍,参军打仗的传统由来已久(如刘伯温、陈诚),所以处州兵会在打仗前讲条件,多争取些利益;绍兴山清水秀,读书风气盛行,大家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如徐文长、鲁迅),实在不行还可以搞旅游业,犯不着去拼死拼活,所以绍兴兵更愿意干安营扎寨的基础保障工作。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凭着这一信念,戚继光终于在义乌找到了可练之兵。由义乌兵为主干的戚家军杀倭寇、援朝鲜、修长城、守边疆,“血战歼倭,勋垂闽浙,壮猷御虏,望著幽燕”,取得百战百胜的战绩和高达十余万级的斩首记录,被外国人誉为“16至17世纪东亚最强军队”。

  搏击人很多,篇幅却有限,所以只选两类来谈,说者无意,未涉及到的好汉,希望见谅。

  1、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在中国境内的蒙古族约598万,占全国人口0.4488%,但蒙古族选手却占据着中国格斗界的“半壁江山”,像散打领域的宝力高、那顺格日勒、巴特尔、包舍日古冷,MMA领域的戴双海、张铁泉、吴昊天、敖日格勒、乌力吉布仁,摔跤领域的巴图吉日嘎拉,拳击领域的特日古娜等。

  众所周知,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血液中充满了野性,北方草原苦寒的天气又把人锻炼得无比坚强,所以能涌现出这么多搏击选手。

  2、陈超——新中国第一个“武状元”——他与康永刚、白近斌、徐吉福、龚艳丽、洪光都是山东菏泽人,边茂富、姜春鹏、王洪祥等悍将也都曾在菏泽求学(像少林塔沟武术学校、莱州中华武校等,这种面向全国招生的学校需另当别论)。

  菏泽并非自古就尚武。据《史记》《曹州府志》等文献记载,先秦时期这里曾活跃过商汤、伊尹、庄子、范蠡等政治家、思想家、商人。唐宋以后,受战乱、交通的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受到巨大的破坏,尤其是黄河水患,让老百姓苦不堪言,农民利用河道、水汊、芦苇荡的地理形势,“丰年为农,歉年为匪”,因此不会点功夫都难以生存,尚武之风逐渐形成。

  易中天在《闲话中国人》中说“圈子文化”的形式之一,即同乡:同一籍贯的人,文化气质相近。文化气质甚至能影响他们的行业职业,仔细想想,抱团出现的又何止武林人士,如古代“江南出才子,山东出响马”“宁波出裁缝,绍兴出师爷”,现代新化人做文印、桐庐人送快递、开县人卖成都小吃······

  打印店、快递公司、小吃街从来不是某一人某一地的专利,但在某一地由某一人引领后,周围人自然效仿,而咱们中国人又都有乡谊情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乡见老乡,你说帮不帮”。文化习俗,老乡帮带,家乡英雄人物的榜样作用,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地域从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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