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话吃饭没标准发音

日期:2019-08-20编辑作者:现代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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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作者:fenkyo 回复日期:2005-6-28 2:26:10作 者: 叶曙明(叶曙明)老广为何要死守着自己的方言?

  中原人在岭南定居后,他们带来的文化,便一如水银泻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处于弱势地位的土著语言——古百越语,很快被逐入深山老林、穷崖绝谷之中。客家人有一警句:“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祖宗的语言,是他们在远离故乡,不得不挣扎求存于“瘴疠之地”时,仍然抱着庙宫未改,城社尚存的心态,坚守强势文化优越感的精神支柱,成为维系一个族群世代相传的重要纽带。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位广东人,在广东出生,吃广东米,饮广东水长大,从小到大你填写简历时,籍贯一栏都是填广东。但有一天,冷不防有人问你:“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广东人呢?”你脱口而出的回答是什么?因为我在广东出生?因为我父母是广东人?还是因为我的户口在广东?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广府、潮汕和客家三大民系中作过一个调查,到底广东人是根据什么认定自己是广东人的?结果,在被访对象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根据方言,其次是血缘关系,第三才是地缘关系。也就是说,人们是根据乡音,从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同乡的。就算你生活在梅州,但不会说客家话,你也不算客家人;就算你的户籍是潮州,但你不会说潮州话,走到街上也不会有人当你是潮州人。在广东人心目中,方言的位置就是这么高。方言的功用,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工具,而且是重要的感情交流工具。

  以前,北方人把广东话一律称之为 “禽声鸟语”。大清皇帝召见广东地方官员时,被他们一口一个“我哋、佢哋”搞得头大如斗,一怒之下,诏令闽粤两地都要设立正音蒙馆、正音书院,以驻防旗人为正音教师,全力推广普及官话。可惜驻防旗人本来就懒,又碰上广东这样的方言死硬派,推广了半天,广东人的舌头没有卷起来,正音书院却荒废倒闭了不少。

  今天,“推广普通话,迈向现代化”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似乎方言成了现代化的障碍。其实,欧盟15个国家,统一了货币,统一了经济政策,也没统一语言,不是一样可以现代化吗?香港人在回归前也没有推广普通话,大家都说粤语,并不妨碍她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事实上,广东话与现代化并不矛盾,说到底,普通话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无须提升到道德与素质的高度,甚至与国家前途、民族兴衰挂上钩。

  广东人都是很讲实际的,只要生活确实有讲普通话的需要,根本不用政府采取行政手段,他自然会去学、去讲。只要有助于他“揾食”,别说是普通话,就是非洲土话他也肯学。学普通话就等于学英语一样,多掌握一种交流工具,绝对有赚不赔,但不能为了鼓励学习普通话,就去践踏自己的母语。广东人并不拒绝学习普通话,而且他们的“推普”是不遗余力的,“煲冬瓜”的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中青年一辈基本上都能听能说了。只要尊重事实,就不会否认这个巨大的进步。

  今天北方人到广州的商店购物,大部分售货员都会主动和他说普通话;公务员也都会讲普通话了;城市的大部分学校都用普通话教学了。据调查,银行、邮局、公园、商店、的士等行业的普通话也都全部过关。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广东人在家里也说普通话不可?非要粤剧也用普通话来演唱不可吗?

  在全国七大方言中,粤方言是最古色古香的,大量原汁原味的古汉语词汇和用法,像“企”(站)、“食”(吃)、“行” (走)、“颈”(脖子)、“渠”(他、她)、“晏”(晚)、“悭”(节省)、“无”(没有)、“银子”(钱币)、“卒之”(最后)、“姑勿论”(且不说)、“于是乎”(于是)等等,读起来儒雅之至,白话文早就没人这样用了,可在粤方言里,还大行其道,成为市井坊间的日常口语,甚至连“嗟”、“噫”这些古汉语中的感叹词,广州的小孩子也常冲口而出——“嗟,怕乜?”(“嗟”白话读作“车”,含否定之意,“怕乜”即“怕什么”。)“噫,好肉酸!”(人们通常误把“噫”写作“咦”,其实在粤语中,两个字是不同的。“肉酸”意即“难看”。)使人不禁拍案惊奇。

  广东人里有不少中原世家,古风余韵,虽废犹存。在台山人的家庭里,媳妇把家婆称作“安人”。安人,从宋代开始就是正从六品官诰命夫人的封号。除了台山,据说在花都、从化一带,也有称家婆为安人的。听起来颇有点官宦人家的派头,也许,这就是“祖上也曾风光过”的遗痕吧。

  有人认为,粤语形成于晋代,所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西晋时发生“八王之乱”,继而出现“五胡乱华”的局面,这是一个北人南迁的高潮。故广东人“至今能晋语”,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清代广东著名学者陈沣认为,广州音最切合隋唐音,最方便阅读古文。他写过一本《广州音说》,专门解释其原因,“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

  人们所说的“粤语”,主要是指广府话,尤其是指以广州西关(上下九、第十甫一带)口音为本的白话。如果你想验证自己的粤语说得准不准,有一个办法,念念这首歌谣吧:“阿四阿四,攞条锁匙,开个夹万,攞两毫子,买斤荔枝,唔爱黑叶,要爱槐枝。”这首歌谣取衣韵,必须上下齿咬合,舌面向上,才发得出衣音。如果你能咬字清晰准确,就算会说正宗的白话了。

  在粤语词汇中,据说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方言。广州人日常口语中,方言出现的频率,竟高达五六成。最令北方人头痛的,也许是广州话中大量的倒装句。北方人说“你先走”,广州人说“你行先”;北方人说“很感谢”,广州人说“多谢晒”;北方人说“太饱了”,广州人说“饱得滞”;北方人说“给你一块钱”,广州人说“畀一文过你”;北方人说“找不到你”,广州人说“揾你唔到”。如此等等,真是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啊。

  在粤语文化圈里,常听到人们谈论起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掌故。当年,帝制倾覆,共和初肇,在中华民国国会里,要求奉粤语为中国“国语”的呼声很高,支持的票数,已然过半。但孙中山逐一去说服粤籍议员,劝他们放弃粤语,改投北京话一票。最后,凭着孙中山的人望,粤语仅以3票之差,败给了北京话。

  揣测孙中山的用意,当时南北双方仍处于对立状态,既然清朝把北京话作为官话已经两百多年了,继续沿用下去,可以避免节外生枝,减少南北统一的障碍。这恰恰表现了南方人胸襟开阔,相让为国的精神。南腔北调,乃地理自然形成,本无所谓优劣,既然我可以奉你的语言为国语,你又何必非把我的语言斥为“鸟语”不可呢。

  广东人始终坚持认为,白话是广府人的母语,福佬话是潮汕人的母语,客家话是客家人的母语。方言是一个族群的身份认同,是一种凝聚力。方言蕴含了丰富的地方人文内涵,一种方言的消失,势必会使它所传达的那种地方文化也随之萎缩和贫乏化。正如美国一位语言学家所说:“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就等于失去一座卢浮宫。”所以从文化的角度看,普通话固然应该推广,但方言也不应听凭它消亡。

  在广东这个移民大省里,各种方言错综复杂,四乡八镇,各有不同,甚至村头村尾亦相迥异。没有哪一种方言,能够把三州六府的乡音统一起来。即使人们力图从语言学上把它们分类,也往往予人绠短汲深的感觉。广东真是一座语言的大宝库。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调查显示,有82.86%的广府人、39.18%的客家人和38.18%的潮汕人认为自己的方言比其他方言好听。同时也有 37.06%的客家人和37.27%的潮汕人认为广府白话比其他方言好听,而广府人对潮汕话和客家话的“好听度”,评分却很低。由此可见,在广东地区,白话占了绝对的优势。

  广东人的兼容并蓄,同样反映在语言上。近20年,大量华洋杂陈的港式粤语长驱直入,对粤方言所作的深耕改土,是历史上两百年都难以达到的。其结果,粤方言在最古色古香的美名之外,又增添了一个最多创新词汇的特点。“炒更”、“揾食”、“搞掂”、“无厘头”、“士多”、 “T恤”、“的士”、“擦鞋”、“人气”、“案底”、“做骚”、“草根阶层”、“夹心阶层”、“人间蒸发”等等新词,以及“他很阳光的样子”、“她苍白着脸”这些词法乱用的港式粤语,复畅行内地。

  半个多世纪以来,广东还经历了两次移民高潮。一次是1949~1952年间,解放大军南下,土改大军南下,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开入广东。另一次是1980年代以后,广东改革开放,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口号激励下,千百万北方人怀着创业梦想,奔赴广东这片热土,形成风起云从,百川赴海之势。粤语一度成为人们热衷学习的语言,许多地方都竞相开办了粤语速成班,报学者十分踊跃。我们从电视新闻上看到南下列车上的汹涌人潮,亦不禁瞠目结舌,叹为百年难见的奇景。

  移民潮对广东政治、经济、文化所带来的影响,是互动互补的。尤其是第二次的移民潮,还在持续高涨。不管我们乐意与否,南北文化都在不断洗牌,民风民俗的丕革,已深入到每条街巷、每家店铺、每个公司、每户家庭、每个人的起居、饮食、衣着、娱乐、求职、婚姻等等庸常生活,却是不争的事实。

  像深圳这个新兴城市,1982~1990年间,就有164.25万人口,从外地迁入,占了当地人口增长的96.62%,普通话在这里已差不多成为主要的交际媒介。如果还按传统的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族群标准来划分它,未免有牵强之感。

  有人认为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显示了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但我却认为,正因为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才显示了保护粤语的刻不容缓。我在报纸上看到,杭州市一位政协委员在向政协会议递交的《关于保护杭州方言,防止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缺失》提案中大声疾呼:“当你来到四川茶楼里,发现摆龙门阵的人操的不是四川话;当你在对外电视节目上,再也听不到闽南话;当你来到了非洲的某个部落,发现土著人全说一口流利的English(英语),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当所有的城市都说同一种语言时,那么每个城市独有的吸引力就减弱了。所以,我呼吁要保护杭州方言。”

  我不禁为这位委员拍案叫好。什么时候,我们广东也有人能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为保护广东方言而奋臂大呼,我一定为他呐喊助威。

  这是北方人对广东人一个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误解。以至许多根本没踏足过广东,甚至连一个广东人都不认识,一句广东话都不会听的人,也如矮子看戏一般跟着嚷嚷:“广东人排外啊!广东人排外啊!”让人在无奈之余,也恍然明白,为什么曾参杀人、三人市虎的故事会在中国流传千年,有时以讹传讹的杀伤力,真是大得惊人啊。

  广东人是否排外,我们不妨到广州的南海神庙看看。相传唐代从印度来了一批朝贡使者,在南海神庙这里登岸,其中有一个叫达奚司空的使者,在神庙两侧各种了一棵波罗树。后来这个达奚司空因贪看日出风景,竟误了上船,他的同伴都走光了,他却孤身一人流落异乡,不久郁郁而死。他的遭遇令当地乡人深为感动,于是封他为南海神手下六侯之一的助利侯。从此南海神庙也称“波罗庙”。

  达奚司空居然可以成为中国人的神灵,受人间香火供奉,是一件极具象征意味的事情,令我不禁想起广州华林寺中的马可波罗,不也成了五百罗汉之一吗?还有唐代被贬到广东的韩愈,虽然在潮州只逗留了不及一年时间,但当地人不仅建起韩文公祠纪念他,甚至连潮州山水也改称“韩江”、“韩山”、“韩木”,其崇拜程度,高于孔子,简直超佛越祖;海丰的方饭亭,是纪念文天祥的;虎门也有纪念林则徐的博物馆和纪念碑。他们都不是广东人。

  任仲夷这个名字,广东人都很熟悉。他是河北人,1980年代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的改革开放,就是在他任内正式启动的。广东人对他一直念念不忘。多年后,任仲夷在谈到广东人是否排外时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能说广东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笼统地说是‘地方主义’。比如,过去隶属广东的海南岛,有个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广东人,但是当地人给这‘五公’修了庙。”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我没有感觉到广东人排挤我。”

  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足证广东人并不排外。凡对社会有功德的人,自然可得到人们的崇敬,不管他是来自北方,还是西方。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看一看历史,受到最多歧视和排斥的,到底是广东人,还是北方人?如果说广东人确有排外行为,那么,是出于他们夜郎自大,目中无人,还是受到压迫后的反弹?广东被称为“南蛮”,历代王朝对她进行了种种妖魔化,史书上有盈千累万的记载。即使到了现代,在革命风暴的荡涤下,许多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或剥落蜕化,或一扫而空,但广东人两千多年来所遭受的误解,却没有多少改观。任仲夷所提到的“地方主义”,就是一个痛苦的例子。

  一位革命老人向我追述往事。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长驱南下,快要打到广州了。当时担任两广战役的主力军,绝大部分是东北战士,这位老人就是其中一分子。他很坦率地对我说,当时他们的确有一种观念,觉得广东人都是些“有待解放”的小商贩和小土地出租者。南下行军途中,各种有关广东人排外的传言,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广东麻风病人很多,一旦染上,无法医治,全身霉烂而死”;有人说“广东天气炎热,煎饼不用火烤,放在太阳下一晒就熟”;也有人说“北方人到广东语言不通,工作难做”。飞短流长,谈虎色变,有人干脆要求在赣州掉头回北方。

  为了让东北战士更多地了解广东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赣州召开一次扩大会议。华南分局和第三书记方方都在会上作了报告,详细解释广东人的历史和生活习俗。他们当年所说的话,在今天看来,仍是非常中肯与客观的。方方是广东普宁人,他在会上说:

  “关于民情民风俗,广东人是著名强悍好斗。流行的一句广东话叫‘唔做衰仔’,就是不要跟别人不上,以落后为可耻。因此,广东人有一股傻劲。在广东常常发生械斗,乡与乡之间,或姓族与姓族之间常因争风水、争水利,械斗数年不止,甚至历代成为世仇。”

  “广东人一般是豪爽、热情、喜交朋友,富于冒险精神,敢拼、敢干的。如明末清初许多华侨是坐了木船漂洋出海的,这便是拼与干的精神的表现。因此广东人做事一般是大胆的,勇敢的,参加革命很积极。但广东部分城市居民,受坏影响较久,有骄傲、自大毛病,自以为开化较早,见得事情多,弄小聪明,不只轻视外省人,也轻视山县及乡村人。”

  为了消除北方人的误解,方方把广东人的衣着、礼节、饮食习惯,也一一加以解释。“广东人好吃,那也是广东人的一个特点。广东人对于吃的讲究那是很出名的。穿着倒也随便。广州的点心各色各样,蛇、老鼠、狗、猫、禾花雀、禾虫……很多别省人不敢吃或没见过的东西,在这里都有人敢吃,外省人会觉得惊异。”

  在风俗方面,“广东因与外洋接触较早,礼节不大讲究。特别是受了年来战争的影响,封建礼节已大受破坏。如潮汕妇女过去喜欢搽粉的,后来在战争中生活艰苦,要外出挑担糊口,就再也不讲究天天搽粉了。”

  甚至连他们的洗澡方法,方方也作了详细讲解。“民众一般爱好清洁,天天都要洗澡,这与北方人不同。广东人洗澡只用一个盆或一个桶,因为他们常常洗,只周身一淋便算了。北方人因不常洗,一洗便要一二个钟头,这与广东人不同。”南北的生活习俗、社会风气、文化传统,在许多方面,的确迥然不同。

  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绘形绘色地介绍一个地方民众搽粉与洗澡的习惯,在中共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方方横说竖说,无非是要告诉在座的北方干部: “有人以为广东人有特别排外倾向,我以为那是不确实的。从大革命到目前,广东的领导干部和许多工作同志,都是外来干部……他们都领导得很好,他们的领导都没有碰到什么反对。因此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团结问题,只不过是全国的一般问题而已。”

  老家在广东梅州的,也以客家人的身份告诉大家,其实广东人和中原人,五百年前是一家,“现在定居在广东的人,很多都不是广东原来的本地人,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过去的汉人。一般史籍的记载,都说南北朝时期汉人被迫南迁,逐步被压至海岸,再无地方可退了,就在广东定居下来。南迁汉人在和异族与当地土人的双方面斗争中,逐步加强了内部的团结和组织,这就是广东人之多数聚族而居,封建姓氏的团结比较坚强的缘故。”

  和方方的话,句句都说得很实在,但却未能消弭南北之间的隔膜,也无法阻止悲剧的上演。现在,许多70岁以上的广东老人,谈起1950年代那两次大规模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仍然唏嘘不已。

  当年、方方领导广东土改,由于天下已经大定,他们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结果却被斥为“和平土改”。中央认为其根源在于广东人的“地方主义”、“封建宗族观念”,于是,在1952年和1957年,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便像巨灵之掌打到广东人头上一样。

  为了把广东的“地方主义势力”连根拔起,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调入广东掺沙子,从粤北山区到粤东平原,遍布广东各地。广州市属各区的区委书记、区长,大部分是南下的。本地干部被批的批,斗的斗,撤职的撤职,开除的开除。经过大规模调整,全省县以上主要领导,80%是北方人。多数地委的主要领导都换成南下与大军干部,两个区党委主要领导全是南下与大军干部。原来担任正职的广东干部纷纷降职,给北方人让位。

  在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时,受处分的广东干部仅厅局级至副省级的便有近90人,地县级和普通干部多达1万多人。

  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亦受到牵连,被调离广东。临行前,他说了一句很沉痛的话:“主帅无能,累及三军。”叶帅为自己无法保护广东干部不受无辜伤害而痛心。不知多少广东人因他这句话而泪流满面。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被戴上“反党联盟”帽子,受到严厉处分的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冯白驹和被戴上“右倾、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帽子的方方,直到1983年和1994年才分别获得平反。

  本来,广东人承受了如此深创巨痛的伤害,有点怨气也在情理之中。但广东人并没有这样做,试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对北方的门户是更加敞开了,还是更加封闭了?

  据2004年的统计,广东全省有7000万户籍人口,有2800多万流动人口。也就是说,在总人口中,几乎有三成是外省人。别忘了,在拥有广东户籍的人口中,还有相当数量是外省籍贯的。从1994年至2004年,在广东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以每年100多万的速度增长,而2003年更创下新纪录,达到320多万。全国有1/3的流动人口都在广东。就凭这一点,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广东人排外了。试问,如果你是一个排外的主人,你家里会天天宾客盈门吗?

  可惜,事实并不能稍稍触动某些人的良知,也不能使他们的成见有丝毫改变。总之广东人就是排外,你打死我也不会改口的了。广东人把北方人叫做 “捞松”,还不是歧视?殊不知,“捞松”一词,并非广东人发明的,而恰恰是北方人自己叫开来的。以前北方人见面,喜欢互称“老兄”,广东人听多了,也把北方人叫做“老兄”,发音不准,变成了“捞松”。这和广东人叫潮州人做“冷”,叫日本人做“架佬”,叫西方人做“鬼佬”一样,虽然含有戏谑成分,但要把它提升到地域歧视的范畴,则未免小题大做了。

  四川人口里的下江人,东北人口里的关里人,北方人口里的老广,都不是歧视,惟广东人一叫“捞松” (老兄)就是歧视。这恐怕讲不通吧?现在,甚至已经敏感到连“外地人”、“外来工”这些词,似乎都含有歧视成分了。如果一个广东人说:“你们外地人……” 那他很有可能会被指为歧视外省人。

  在广州街头还有一种现象,常令外省人怒发冲冠,就是当他们向广州人问路时,对方一听他的外省口音,往往立即闪开,不愿搭理。遇上这种事情,简直就是当街受辱,谁都会觉得十分难堪与气愤。不过,广州人并非天生冷漠,而是他们遭遇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外省人上前问路,问完以后就说:“请别误会,我是北方某某大学的学生,来广州实习,跟老师走散了,钱包又被人偷了,你能借个手机给我打电话和学校联系吗?”如果你真的糊里糊涂把手机借给他,那么十之八九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没回头。

  这种街头骗子实在太多,以至广州人一听外省口音问路,便心生戒意。这是上了无数次当,交了无数学费之后,买回来的教训,你能怪他们吗?

  一位到上海出差的朋友告诉我,在上海还见过有报摊竖一牌子写着“问路先买报”呢;在河南、安徽农村,有的村民放几块石头在公路上,就敢做收养路费的营生,说起理由他们也很振振有词,因为公路从他们村的地面上经过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但可以肯定,绝对只是少数,如果据此便引出“上海人如何……河南人如何……安徽人如何”一类耸人听闻的结论,那才真是侮辱天下人的智慧呢。

  今天,到广州天河北路、环市东路等高级写字楼区转一转,便会发现,出入于摩天大楼的粉领、白领、灰领、金领,北方人成群结队,本地人反而相形失色;从事保险业、饮食业、服务业、广告业、传媒业的北方人多如过江之鲫。从祈福新村、碧桂园、雅居乐等高尚住宅区的新业主,到石牌村、冼村、杨箕村、三元里村的出租屋租客,北方人占了半壁江山。不会广州话,不熟悉广州道路,居然也堂而皇之地在广州开的士。试问,中国还有第二个城市能够如此吗?如果这样还叫排外,真不知如何才叫不排外了。

  我在海丰县遇见几位年轻的湖南籍教师。海丰并不是什么繁华闹市,这里位于屏风九迭的莲花山脉,生活条件、工作条件都相对简陋。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到汕头或广州找工作?他们微笑着回答,这里的人待他们很好,他们对海丰已经产生感情了,不想离开了。

  我这么说,肯定会受到一些人的质疑。难道广东人就这么高尚?就一点都没有歧视外省人?一点排外思想都没有?当然也不是。亲不亲,故乡人。这是中国人的通性。有人举出外省籍劳工在广东受到剥削的例子,举出孙志刚事件的例子。这些都是实情,但决不能以偏概全。我认为,劳工受到不公平待遇,还有孙志刚事件,这些都是中国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是体现国家能力的问题,是法制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排外的问题。说它是排外问题,实在是降低了它的意义!

  从历史上看,广东人本身就是来自五湖四海,容纳百川是她的文化特点之一。虽然,清代在江南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相当激烈的“土客械斗”,广东也不例外。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语言不同,习俗相异,另一方面也在于互争土地,引发冲突。双方付出的代价,固极惨重,但如果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这种冲突,未尝不是土客文化互相磨合的一个过程。不同文化体系的迎头碰撞,要达至融合相存,恒须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从秦皇开边,到鸦片战争,莫不如是。

  然这一切,随着农耕时代的逝去,早已成了历史的追忆。今天,在广府地区讲白话,在潮汕地区讲潮汕话,在客家地区讲客家话,大家和睦相处,谁也不排斥谁,谁也不歧视谁的方言。广东人与文明同步成长,所以我们极少从广东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对外省人的丑化,倒是经常看到一些对广东人毫不了解的作品,热衷于把广东人描写为 “个子瘦小,满身金饰,见利忘义,庸俗低级,色迷迷和一口珠江牌普通话”的形象。我们也从未听过哪个广东人说北方是文化沙漠,但说广东是文化沙漠的言论,却不绝于耳。让人心生疑惑,到底是谁在排斥谁呢?

  展开全部音标都差不多.就是口型有别跟着我读一次吧....嘴巴微微张开舌头别伸出来舌头向上靠,同时喷出气来.然后舌头顺着空气喷出的方向离开上方时喉咙发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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