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贝聿铭:生于广州心在中国背

日期:2019-08-20编辑作者:现代军事

  美国当地时间5月16日,享誉世界的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去世,享年102岁。贝聿铭最著名作品包括法国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而封笔之作则是回到中国,孕育了“苏州博物馆”。

  贝聿铭的一生70多件作品,公共建筑、文教建筑占了绝大多数,给世界文明留下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深刻印记。而他自己就像一根竹子,有韧度,也有风骨,懂得在困境面前弯腰,又能够完满坚守底线,达成目的。这是家族给他的智慧,也是中国给他的智慧。

  从小在苏州园林狮子林中玩捉迷藏长大的贝聿铭,在他身上有许多“冥冥之中”的注定,比如他晚年还会用广东话念唐诗,不仅设计了汶川地震玻璃纪念碑,还参与广东援建的汶川映秀青少年活动中心设计;耄耋之年能在少年时期的故乡苏州设计苏州博物馆新馆;父亲贝祖诒是有名的银行家,亲手创建香港中国银行总部,没有子承父业的贝聿铭却在花甲之年承接了设计香港中银大厦之托。

  人们称贝聿铭为建筑设计界的“奇才”“现代派设计大师”,这绝非溢美之词。

  怀着有朝一日盖出自己的国际饭店的梦想,18岁的贝聿铭登上了柯立芝总统号邮船,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系,不过他对当时过于传统保守的宾大建筑系颇为失望,仅仅两周之后又转学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师从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教授。

  提及那段童年经历,贝聿铭仍会感慨万分:“那时对于新世界的强烈期待掩盖了一切悲伤,对于未来的冒险,我无限向往并充满好奇。我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能有机会去目睹一个新世界。”

  1940年,贝聿铭以优异的成绩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身为长子,贝聿铭的第一考虑就是马上回国,但是抗战的爆发,父亲贝祖诒被迫将银行搬到了重庆。贝祖诒给儿子写信,建议情况好转时再回来。

  1942年春天,在与相恋了4个年头的陆书华(英文名叫EileenLoo,很多书籍在介绍她时根据她的英文名而译成“卢爱玲”)毕业后第五天,他们就举行了结婚典礼。之后,在普林斯顿时,贝聿铭与陆书华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贝聿铭一共有三子一女,他给三个儿子分别取名定中、建中、礼中,又给唯一的女儿取名“莲”,“父亲给我们取的名字都很中国”,不过几个孩子中,只有外形最酷似父亲的贝建中可以说中文。

  1945年初,贝聿铭和太太回到剑桥,在离哈佛校园很近的地方,租了一套很小的带花园的公寓。他们在小花园里种满了来自中国的四季豆。贝聿铭还自己做了一个长长的木质唱片架,打算用来存放将来有一天能带回祖国的古典音乐唱片。身边的朋友也觉察到“他们想念祖国,有些伤感”。

  为了向导师格罗皮乌斯证明“国际风格”不应该消融世界各地的不同风俗和特色,贝聿铭拿出了他的作品——他设计的一座两层楼的上海艺术博物馆,上面有好几个凉亭,还有淙淙流过茶园的溪水。“西方艺术的公开性很强,建筑要与之相匹配;但是东方艺术的传统是一种偏私人、隐秘的欣赏活动,所以建筑风格也必须有别于西式博物馆。”贝聿明解释说。

  在设计上,他让最高的一根立柱将整个建筑的重量均分到四个角上,甚至可以在每个交汇点通过对角形结构,把负重分散到四周的角度上,由此他取得了一个工程学上的突破。“每个三角形都有一个主梁来承受上面的重力,这种分割会产生许多尖锐的角。我非常喜欢这些切面,因为它们会让一个高耸的建筑看起来不再死板。当你开车经过时,你会感觉到它是在不断变化的。”

  在这个作品中,贝聿铭认为,传统园林的假山已经做到了极致,后人是无法超越的,为此,他选择了另辟蹊径。以与拙政园相邻的一面白墙为背景,在前面以石片作为假山。

  有人说,贝聿铭的苏州园林没有中国园林传统的婉转之风,反倒十分显露直接。但这恰巧就是他的东西方艺术融合的构想。

  “以壁为纸,以石为绘”,在朦胧的江南烟雨笼罩中,将其喜爱的米芾山水画加以立体呈现,远远望去就像连绵不绝的山峦将新馆与拙政园相连。

  “自己也受贝聿铭的影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兼设计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贝聿铭说过,建筑师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心致志研究理论,出书立著;一类是埋头苦干承担实际设计任务,两类工作都很重要。而他早年经过认真考虑后,就决定选择既从事建筑设计创作、又研究建筑理论,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工作模式。

  1948年,一心想学以致用的贝聿铭不愿意在学校里“纸上谈兵”,于是“下海”进入建筑公司,开始了属于贝氏的建筑传奇。

  在那个时代,一个来自远东落后国家的异邦人想在美国这个现代建筑的发源地获得认可,除了要比别人技高一筹,更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一位与贝聿铭打过交道的朋友回忆,他们在讨论一个项目时,贝聿铭立即掏出一张描图纸,不到一刻钟就起草了一张设计图,以及立体图,这个草图和最后完成的建筑几乎丝毫不差。

  1964年,为纪念前一年遇刺而故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肯尼迪家族决定在波士顿港口建造一座永久性建筑物——约翰?肯尼迪图书馆,刚刚自立门户不久的贝聿铭也在受邀的建筑师之列。

  当肯尼迪的遗孀杰奎林走进贝聿铭的办公室时,看到的是自己最喜欢的花草,和穿着高档西服套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如同银行家一般的贝聿铭。“贝聿铭坦诚地对肯尼迪夫人说自己并不出名,但最好的作品一定就会是肯尼迪图书馆。年轻的贝聿铭所展现出的意念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决心,正好符合杰奎琳和大众对肯尼迪的认知。”在贝聿铭事务所工作了18年的珍妮特·斯特朗博士还是《贝聿铭全集》的编者之一。

  就在一切朝着令人鼓舞的方向继续前进时,公司却遭受了一次近乎致命的打击。

  1973年1月的一个晚上,经过夜间的一场大风暴,位于波士顿考帕列广场上,正在施工的汉考克大厦的立面遭到了严重的损坏。几十块双层落地玻璃脱落,还有好几百扇窗被飞落的碎片打坏。不得已,大厦所有玻璃脱落的部分都被镶上胶合板,引起建筑界的一片哗然,当地的民众则戏谑地称其为“胶合板大厦”。

  “幸运的是,贝先生找到了海外市场。”与贝聿铭共事多年的华人建筑师黄慧生说,在新加坡、科威特、伊朗等亚洲和中东的项目,一个接着一个,使贝聿铭事务所得以维持生存,也让贝聿铭的声誉在世界范围里日渐增长。

  真正将贝聿铭从困局里拯救出来,从而也把他职业生涯“稳稳地推到了建筑界的大师”上的,是美国国家美术馆项目。

  上世纪60年代,保罗·梅隆决定筹扩建美国国家美术馆。1968年,贝聿铭正式接手美国国家美术馆的扩建项目。他面临的挑战很多,首先这块地的位置比较特殊:在国会大厦脚下,宾夕法尼西大道和国家广场交汇形成一个梯形场地。附近多是古典风格的重要公共建筑。除了特殊的三角地块外,贝聿铭必须考虑的,还有与西馆的呼应。“可能是因为我中国的一面,我将和谐置于首位,这是一个整体比部分更重要的地方。”

  怎么处理这个特殊的地块,贝聿铭苦思冥想了很久而不得。就在他很焦虑的时候,有一次他从华盛顿乘飞机回纽约途中,突然灵光一闪。他用红圆珠笔在一张草图纸上画了一条斜线,连接了线上的两个点,画出一个大的等腰三角形——这就是后来的美术馆和一个较小的直角三角形——后来的视觉艺术高级研究中心。

  贝聿铭这一笔快刀斩乱麻,将复杂的难题简化。而整个设计的主旋律正是图纸上的这些三角形。这条线成为东馆设计的绝妙发端。

  贝聿铭对几何图案的坚持,无论在审美上还是在具体的建设上,都对既有现实是一种挑战。1978年6月1日,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开幕。建成后的东馆,在设计上有许多地方若明若暗地隐喻西馆,而手法风格各异,旨趣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这座“充满激情的几何结构”为贝聿铭赢得1979年美国建筑师协会金质奖章。也牢牢地树立起一代建筑大师的业界地位。贝聿铭自己对这个作品也非常满意,晚年的他曾说过,美国国家美术馆项目可以排在自己最重要的建筑设计中的前三位。

  毋庸置疑,还有一个项目,不仅在他自己的作评中,还在世界建筑史上奠定了里程碑。

  1981年,卢浮宫因为老化陈旧,无法承载日益增加的游客,必须重新进行翻修。那时的贝聿铭已经60多岁,登上过《时代》杂志封面,获奖无数,可算功成名就。

  当法国文化部长找到他希望他能参与竞标,贝聿铭不卑不亢地对他说:要么给我做,要么我放弃,年龄大了,不想竞争。最后,还是法国总统密特朗亲自拍板,不进行竞标,指名让贝聿铭重塑这颗法兰西之心。

  但这个决定却极大地刺激了排外的法国人。贝聿铭的儿子回忆说:“当时法国人真是目瞪口呆,甚至恼羞成怒,大叫怎么叫一个华人来修我们最重要的建筑,贝聿铭会毁了巴黎。”

  贝聿铭的批评者中不乏米兰·昆德拉、尤涅斯库这样的文化名人。“当时对于这个项目的批评声,令我难以独自承受。”贝聿铭自称有一段时间心情低落。

  但坚信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贝聿铭,再次发挥了出色的公关能力,他在法国政府的帮助下,在各界人士之间奔走游说。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设计的合理性,贝聿铭甚至建造了一个1:1的模型来向公众展示。最终,总计6万巴黎民众参观了这一实体模型,并且像总统选举一样进行了全民公决。结果,模型征服了法国人。

  “人应该坚持,不应该随便放弃自己的原则。当然可以有很多种坚持的方式,很多说服对方的方式。但那并不是说,我的坚持和要求会打折扣,”贝聿铭的坚持终于帮他打赢了这场在法国巴黎心脏部位的战争。后来,一张照片记录了他那时的心境,站在建好的新馆金字塔前,露出标志性的贝氏微笑。

  如今,金字塔早已经成为卢浮宫的标志性建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成为了贝聿铭超越时代的独到眼光的最好证明。

  1983年,在卢浮宫修缮期间,贝聿铭获得了普利兹克奖。他以一位美国华人的身份,在纷纷扰扰的争议和歧视中努力半生,终于迎来了这尊代表世界建筑设计最高成就的奖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是世界级的建筑师,贝氏事务所也是世界顶尖的设计事务所,在亚洲和欧洲都做了很多项目。”黄慧生说,“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改变了一个城市的天际线,但他做到了。”

  1990年,73岁的贝聿铭从事务所退休,此后,他在欧洲、亚洲和中东等地接下了一系列小项目,这些项目全由贝聿铭亲力亲为。

  “从1990年起,我不那么在乎建筑物的造型了。设计一个独特的建筑造型对我不再是件难事。去了解认识我所做的才是很大的挑战,我开始研究各种文明。”他只接手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追求一条商业信息没有那么浓郁的艺术线路。

  “他不单单是一名建筑师,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对项目的塑造和与业主的沟通。”贝聿铭弟子林兵也是其设计苏州博物馆新馆期间的助手,他感慨,“贝老是把每一件作品塑造成一座城市的标志。”

  贝聿铭被称为“最后一个现代主义大师”。但贝聿铭就说:“我不属于任何流派,也没有投入任何建筑运动,吸引并群聚追随者特别是青年建筑师好让自己成为有品牌的建筑师,那不是我的方向。”

  “贝聿铭没有固定的风格,这意味着他不会带着这个建筑应该是怎样或者要用怎样的材料这样预先的想法去开始一个项目。”何镜堂曾说过,贝聿铭坚持现代主义的审美和一致的几何逻辑,非常精确。“几何是工具,而不是目的。”这一点也对何镜堂有着较大的影响。

  贝聿铭的三个儿子都算是“子承父业”,去世的长子贝定中是城市规划师,贝建中与贝礼中都成为建筑师,也在早期参与过父亲的很多大项目,贝聿铭的三个儿子都算是“子承父业”,去世的长子贝定中是城市规划师,贝建中与贝礼中都成为建筑师,也在早期参与过父亲的很多大项目,直至1992年兄弟二人创立“贝氏建筑事务所”。

  南方日报记者曾到该事务所采访,迎面的墙上有一幅大照片,贝建中提醒说,这是他们负责的中银苏州分行。

  从苏州到纽约,一个家族演绎了一个建筑故事,也成为近代中国故事的一个缩影。

  在孩子们的心中,贝聿铭把有关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他的作品去解释,“他相信他的建筑自己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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